涌现问题

组织新颖性Organizational Novelty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发问，在社会科学中与在生物学中同样值得提出、值得追究。人类的组织和生命有机体一样，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新的组织形态在种种情境下生成、变形——资本主义史上出现新型的银行与银行业，科学史上出现新型的研究机构与研究方式，国家形成史上出现新型的政治组织与民族国家。凡此种种，本书都将逐一讨论。经济史与政治史中，散落着无数前所未有的新组织形态。用生物学的话来说，这种新组织形态的涌现emergence，正是物种形成speciation之谜。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对于备选项一旦进入视野之后该如何抉择，有的是理论；可是对于这些新备选项当初究竟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我们的理论却几乎无话可说。新观念、新实践、新组织形态、新的人，必须先从我们想象的幕后登场，我们的分析才得以开始。达尔文提出了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我们手里的概念，仍停留在孟德尔以及沃森、克里克之前的达尔文阶段。我们懂得选择，懂得均衡，却不懂得我们所选之物、我们之所是究竟是如何涌现出来的。我们分析的剪刀固然锋利，可那股把万物推举上来、交予修剪的生命力，始终从我们指间溜走。

新颖性几乎可以说在定义上就难以索解：倘若某物已存在于我们当下的实践或想象之中，它便算不得真正的新。本书所用的创新innovation与发明invention二词，指的是构造出某种在整个种群中既不存在、亦无人预期的东西。我们并不是说，对既有之物作有计划的渐进改良就不可能——恰恰相反，这类学习远比真正新颖性的产生来得频繁。然而，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都有一处难解：逻辑认知尽管对精炼与改良大有用处，却不大可能成为生成新颖性的根本机制，因为逻辑只能动用那些早已摆在那里的公理。

有关「组织创新」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它们大多聚焦于学习、¹搜索、²与扩散，³且常以专利作为衡量指标。⁴在组织理论里，「创新」一词指的是产品与观念，而从不指组织行动者本身的涌现。⁵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般界定下的创新过程，但主要是把创新的具体内容抽象掉之后再来研究的。⁶为免这一局限被误解为指摘，须记得：达尔文本人其实也从未真正回答他自己关于物种起源的问题。他「仅仅」分析了物种既已存在之后、物种内部有机体种群的自然选择。社会科学中带有演化倾向的一些流派吸收了达尔文，⁷但单凭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并不能解开他那个物种形成之谜。

除这一导论章与一篇尾声外，本书还收入十四项关于组织与市场之涌现的历史个案研究，以及三章把生物化学概念应用于社会演化的建模章节。这些个案分为三组：四项研究欧洲早期资本主义与国家形成的协同演化，四项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改革与转型，六章探讨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科学。下文将逐一介绍。之所以选取这些个案，是因为它们无一例外都包含组织新颖性在历史中涌现的实例。有些章节还把「失败的涌现」作为对照组加以讨论。并非所有章节都涉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一激进意义上的物种形成，但将近半数确实如此；而所有章节都涉及另一种意义上的物种形成——即在所研究的种群范围内出现的组织新颖性。

第一部分的三章建模章节，从既有的生命起源化学文献中提炼出自催化autocatalysis这一基础概念，再借助基于行动者的计算机模型，将其先后应用于两件事：其一是经济生产的自组织，其二是原始语言与沟通的演化。这些受生物化学启发的简单模型，远不足以涵盖历史个案中所观察到的全部现象，也涵盖不了那一整套涌现机制；⁸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使我们得以较为精确地界定「涌现」这一社会科学问题。在本书中，归纳性的历史叙述与演绎性的模型被视为互补（而非互斥）的研究策略，二者都致力于发现组织发生与涌现的社会过程。

组织发生并不意味着「童贞受孕」般的凭空降生。一切新组织形态，无论多么彻底地新，都是既有要素的组合与排列；真正使之为新的，是其间的种种转化。因此，演化并不是朝着某个超历史的（且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目标作目的论式的进步，而是——正如达尔文所言——一丛枝桠纵横、纠缠繁密的灌木，充满分叉、重组、转化，以及一条条依次展开、路径依赖的轨迹。「野外」实地发生的发明，无法靠抽离具体社会情境来理解，因为发明本身就是对那一情境的重新排列。

历史的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在那永无止境、开放生成的过程底层不存在任何转化原理。对生命这类开放而富于创造的系统而言，科学预测并不是去指定某个不动点均衡，而是把发生与选择的过程性机制描述得足够细致，从而能够在所研究系统那丰富的互动情境之中，圈定数目有限的若干种可能历史。这是科学的生物学视角，而非物理学视角。

然而，有一道屏障，阻碍着社会科学对组织涌现或物种形成过程的考察：社会科学大多依循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逻辑。也就是说，分析者把假设中的个体或行动者的某些构成性特征（通常是偏好、信念与资源）当作既定前提，再由此推导出加总层面或行为层面的结论。「行动者」被设想成一种被赋予了边界、目的与选择的对象，其目的论式的行为也就由此得到解释。这种进路对许多用途固然有用，却在我们的理解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发生」的黑洞：一旦在公理层面就假定真实的人即是行动者，他们对于建立在其之上的种种理论便在逻辑上无从穿透了——没有哪种理论能推导出它自己的公理。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的行动者概念无用，而在于：把行动者设想为原子，就排除了对「我们用这一抽象所指称的那些真实的人与组织究竟如何被建构、如何涌现」的考察。于是，行动者中的新颖性究竟从何而来——这个对任何演化理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竟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曾被提出。

在本书中，我们奉以下一句为座右铭：短期之内，行动者创造关系；长期之中，关系创造行动者。在我们看来，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社会建构论之争，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时间尺度问题。短期之内，一切对象——无论物理的、生物的还是社会的——都显得固定、原子般不可分；⁹可是在长期之中，一切对象都在演化，即都在涌现、转化、消亡。我们主张，要理解对象的发生，需要一种关系性、历史性的思维转向。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转化性的关系先于行动者而在；行动者乃是从这类构成性关系的反复迭代中凝结而出的。倘若行动者——无论组织、个人还是国家——不被当作既定前提，那就必须去寻找某种更深层的转化动力，行动者正是从中涌现出来的。在任何应用领域，若没有一套关于行动者建构之动力学的理论，「新颖性从何而来」这一科学问题便始终无解。

人体之例或可帮我们把这一想法坐实。从我们自身的视角看，我们似乎够结实了：边界分明、自成一体。可是从化学的视角看，我们不过是一整套复杂的化学反应。化学物质进入我们，化学物质排出我们，化学物质在我们体内流动、转化。外表看来再坚实，体内也没有哪一个原子是在那里待过几年以上的。把肉身的自我看作一具自主的身体、与外界交换食物和养分，固然说得通（也颇为受用）；但同样说得通的是，把自我看作一团流动、相互渗透、彼此作用的化学物质的集合。人体在时间中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各部件机械式的固定不变，而意味着各部件在流变之中的有机再生产。若视为化学反应，我们便是那贯穿众生、川流不息的生命物质之中的一个个漩涡。

为了解释新组织形态的涌现，我们把生物化学关于生命涌现的洞见，当作起步的灵感，而非最终的模型。在理论层面，我们的进路是把社会网络分析与生物化学中的自催化模型熔于一炉。¹⁰从社会网络分析，我们承袭了一份经验上的承诺：要掌握社会与经济互动随时间演变的细粒度关系数据。在我们看来，组织的涌现植根于社会网络中的种种转化，而这些网络穿行于组织之间，使组织获得生命。从自催化，我们承袭了另一份承诺：要去发现并形式化「发生」与「催化」的过程性机制，正是它们在高度互动的系统中生成出自组织。在我们看来，社会网络中的节点与关系并不是被实体化的点与线，而是历史的凝结残留——尤其是生产规则与沟通协议在互动中反复运行所沉淀下来的历史。人类层面的学习，等价于「化学」层面规则与协议的协同演化。行动者由此成为自催化的生命借以自组织的载体。

我们把这项「将社会科学与生物化学加以综合」的基础性工作，视为从根本上严格界定「组织新颖性」（或更一般地说，行动者之新颖性）这一论题所不可或缺的。循此视角，我们希望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指出一条新路——即一套关于社会网络协同演化的理论。¹¹在这套理论中，行动者是作为推论被导出的，而非作为公理被设定的起点。在本导论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先对全书略作概览，再详述这一进路并展示其经验意义。

在我们的经验个案中，我们发现：新组织形态中的新颖性，往往是通过多重、相互交织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外溢spillover而涌现的。因此，生成新颖性的关键，不在于单一网络内部的自催化，而在于诸自催化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的经验章节涵盖了一大批关于经济组织与市场新形态如何涌现的历史个案。总体而言，全书中「行动者」多指组织，「关系」多指市场。不过，正因为我们强调多重网络，一个关于经济领域中新颖性之产生的核心发现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例如政治、亲属与科学——塑造着所谓「可能性的拓扑topology of the possible」，也就是旧的经济组织形态借以演化为新形态的那些具体方式与轨迹。

全书概览

本书关于涌现的经验个案，意在展开我们的一个核心洞见：跨多重网络域的建构性反馈。第二部分由帕吉特撰写的四章组成，分析早期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形成史上四项组织发明的涌现——即十三世纪托斯卡纳的中世纪法人团体、十四世纪佛罗伦萨的合伙制、十七世纪尼德兰的股份公司与联邦制，以及十九世纪德意志的帝国议会与政党。帕吉特（在德国个案中与Jonathan Obert 合作）论证道：早期资本主义与国家形成中的这些组织发明，都是从经济、政治、宗教与亲属网络之间的动态反馈中涌现出来的。

第三部分的四章经验研究，分析了俄国、中国与东欧后社会主义转型中（有时颇为乖谬的）组织涌现。帕吉特比较了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治下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这五个个案中分别记录了政治动员与经济改革之间路径依赖式的协同演化。Andrew Spicer 在其个案研究中，沿着俄国改革的故事继续追踪叶利钦时期银行业史上种种始料未及的发展。Valery Yakubovich 与 Stanislav Shekshnia 则考察了后苏联俄国市场涌现中一个较为成功的个案：电信业。David Stark 与 Balázs Vedres 追溯了匈牙利商业集团长时段的发展与再生产，尤其关注它们与国内政治、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

第四部分由六章组成，聚焦当代科学与技术部门。鲍威尔及其合作者的四章，把我们的理论框架应用于一个高科技个案：生命科学内部生物技术产业的涌现。第一章由鲍威尔与 Kurt Sandholtz 撰写，聚焦于一九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第一代生物技术公司的发生，分析特定的属性与实践如何被组装起来，产生出面向科学的新型组织模型。第二章由鲍威尔、Kelley Packalen 与 Kjersten Whittington 撰写，追踪这些第一代公司在一九八八至二〇〇二年间如何迅速壮大、并被催化为一个疆域辽阔、具有鲜明地域分布的多重网络组织场域；他们将三个成功的生物技术产业区与八个未能凝聚成形的失败个案加以比较。第三章由鲍威尔与 Jason Owen-Smith 撰写，分析这一新兴产业内部再生产过程中的「开放精英」招募动力。Jeannette A. Colyvas 与 Spiro Maroulis 则以一个基于行动者的模型，刻画专利在研究型大学的生命科学中迅速扩散的过程，从而为生物技术模块收尾——这一章把帕吉特、Peter McMahan 与 Xing Zhong 在第三章提出的自催化形式模型，拓展到新的经验领域。

李·弗莱明（Lee Fleming）及其合作者更多着眼于信息技术产业，比较了波士顿与硅谷的发明者网络，展示了硅谷如何涌现出富于创新的跨产业连通性——这一创新源自 IBM 对博士后科学家职业生涯的中介撮合。Fabrizio Ferraro 与 Siobhán O'Mahony 则借助详尽的内部档案，追溯了一家名为 Debian 的创新型开源计算社群的涌现与自组织——它与其说是一家公司，不如说同样是一个全球性社群。

这些在经验上极为丰富的组织与市场涌现个案，将在各部分的简短导言中加以综述，并明确点出理论与个案之间的关联。经验章节的选取依据两条标准：（甲）具备细致的多重网络信息，不仅追踪行动者，更追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乙）具备随时间演变的动态网络，且跨越了某一受关注的、可观察到的组织或市场发明。对特定应用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直接关注与自己旨趣最切近的那一部分。本导论章余下的部分，则将详述从这些细致个案中浮现出来的理论框架。

我们的理论阐发按如下顺序展开。第一，在多重社会网络的语境中描述组织新颖性问题。第二，阐明我们的核心动力引擎——自催化——它既作用于化学与经济生产层面，也作用于「生平」层面，即通过互动式学习、沟通与传授而将人塑造、再生产出来。第三，描述我们从个案中发现的八种组织发生的网络机制。最后，指出一个尚待深究的重要议题：结构在「翻转」面前的脆弱性。在我们看来，多重网络的「临界待发poisedness」正是下一个研究前沿。

创新与发明Innovation versus Invention

有时候，把问题界定清楚，事情就已经做了一半。这里先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区分：创新是对既有做事方式（即活动、构想与目的）的改良，发明则改变做事方式本身。依此界定，判定某物是否算一项发明，关键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向外回响激荡，从而改变了它所身处的那个互动系统。¹²组合与重组的微观逻辑，我们多少是懂得的；可发明之谜在于：有些创新性的重组会向外级联开去，重构整片相互勾连的「做事方式」生态，而大多数创新却不会。一个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临界待发」、可被一项发明所重构，这本身就和该系统如何生成出那项发明一样，同属需要解释的现象。「野外」实地的发明无法靠抽离具体社会情境来理解，因为发明本身正是对那情境的重新排列。然而，要在理解非连续变迁上有所进展，我们就必须把对「转化」的分析，嵌入那些活跃地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情境的日常动力学之中——构成性的关系，正是在其中被不断生成、不断强化的。

图 1.1 为理解创新与发明之分奠定了基础，所用的正是多重网络的视角。在横断面的视角下，一切社会系统在社会网络分析者眼中都是这般模样。¹³图中每一个平面代表一个不同的活动域。在此处所绘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之例中，这些域分别是：经济域，公司之间在其中生产并交换商品；亲属域，家族之间在其中通过联姻而生育子嗣；以及政治域，国家内部各派系在其中达成交易。其他未予绘出的域，如宗教与军事，也可一并加入。实线代表生产中合作或合伙的「构成性关系constitutive ties」——分别对应企业、家族与派系。¹⁴市场则是各域内部的一组组虚线。当资源流动反复出现且较为集中时，便称之为「关系性纽带relational ties」。参与组织与市场的人，可按多种方式归类，或依个人属性，或依制度性成员身份，如图所示。

我们各门社会科学学科，通常把各自的研究活动彼此隔开，一次只分析一个域，仿佛其他域、其他学科并不存在似的。即便不然，至多也是把外部的域在概念上「黑箱化」，当作被实体化的「环境」，而不去考察其内部结构。与此相反，多重网络视角的全部要义，恰在于把多个域连同各自的生产网络与交换网络叠合起来，并考察其间的反馈动力学。图 1.1 中那些连接上下叠合之点的垂直线，就是人；每个平面中的一个点，则是一个角色role。譬如在经济域中，此人可能是一名商人；在亲属域中，他可能是一位父亲；在政治域中，他又可能是一名政客——全看他在那个域里如何与他人相联结。严格说来，并不是个体拥有目标，而是角色拥有目标。¹⁵对于身份复杂的人，绝不应臆断其动机会跨角色保持一致。¹⁶

社会网络传统中的学者早已充分认识到：不同类型社会网络之间在拓扑上叠合的种种微观格局，能够诱发横断面上的行为效应。¹⁷在社会心理层面，把同一个人身上的各种角色以不同方式嵌套起来，可能诱发角色紧张、自主性、信息通路，乃至摆脱社会控制的自由。在交易层面，一种关系嵌入另一种关系（即关系的「多重叠加」）之中，则可能诱发信任、规范的重新框定，或时间视野的改变。

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多重网络的拓扑结构如何在时间中塑造组织行动者涌现与演化的动力。在我们的用法里，创新是通过种种网络折叠network folding式组织发生机制之一而实现的重组；¹⁸而发明，则是随后可能发生的系统翻转——它作为一道级联，从最初那项创新出发，向外贯穿当初催生该创新的那些多重网络。

下文我们将指认出的那些「网络重组式」组织发生机制，都牵涉把社会关系从一个域移植transposition到另一个域。有时，这始于一桩小规模的移植，而后才回响激荡开来——例如联姻、大学实验室，或政治庇护关系，被本地行动者拿来重组一桩生意。有时，它牵涉更大规模的种群移植，整批整批的新网络被重新接入旧网络；这种「重新布线」继而使双方都发生转化。无论何种变体，拓扑上的叠合都界定了关系性实践得以流动的路径。关系之流的发生，或经由那些身处多域、左右逢源的关键人物，或经由那些在域与域之间蜿蜒穿行的生平轨迹。你在多重网络阵列中所处的位置，既影响你能触及谁，也影响谁能触及你。在系统生物学中，底层基因网络对表现型演化所施加的「可及性约束」，被人颇富启发地命名为「可能性的拓扑」。¹⁹

组织创新无论源自何处，都必须再生产，才能存活。为了再生产、为了成长，组织必须成功地把资源之流（虚线）与人之流（实线）吸引到自己的主要活动场域之中。经济公司必须在产品市场上取胜。然而，由于公司的构成成分——人与资源——同时也嵌入在其他域里，组织实际上必须在多重选择环境multiple selection environments中求存。政治、亲属，乃至宗教、军队或科学，都得各自再生产，特定类型的经济企业才有可能存在。把身份多重的人视为穿行于组织之中的诸种流动，比起只盯着产品流与资金流，更能把「多重选择环境」这一点说得透彻。

用图 1.1 的语汇来说，我们的经验个案揭示出：组织创新是关系性纽带与实践跨域的纵向移植；组织发明（若它真的发生）则是向域内部关系网络与构成性网络的横向外溢。当局部的网络移植通过再生产式反馈，外溢或级联进与局部关系相连的那些多重的全局网络时，组织创新便（若果真如此）升级为系统性的发明。人与技能，是承载这类反馈的惯常渠道。一旦这条链式反应真的发生，组织创新所面对的选择环境本身便随之改变。这可能使翻转以非线性的速率发生——换言之，导致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a式的动力学。有时（尽管罕见），发明的外溢甚至会通过重构那些「多功能嵌入」的垂直线，重新调整诸域本身的分化。²⁰

对于「网络级联」，演化文献中还有别的称呼。在那里，协同演化co-evolution与一般演化的区别在于：在一般演化中，选择环境保持固定；而在协同演化中，选择环境本身会随之调整。当选择环境固定时，任何子单元的绩效标准都是给定的，「最优」这一概念在原则上也就有了明确定义（哪怕在实践中既无法企及、甚至无法察知）。可一旦选择环境被它所选中的那些创新内生地塑造，绩效标准便随之迁移，「最优」也就失去了据以定义的那把标尺。协同演化仍保留系统之间相对再生产意义上的「适存度fitness」概念，却不再保留某种客观最优的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那种「潘格洛斯式进步」的迷梦，于是恰到好处地消散为一缕缥缈的雾气。

要把这些关于创新与发明的一般性观察弄得更系统，就必须把驱动多重网络反馈的那台引擎讲精确。在本书中，这台引擎主要就是自催化。图 1.1 不过是一部时间长片中的一帧横断面快照；唯有自催化，才能把这幅本来静止的画面带入再生产的生命之中。

自催化Autocatalysis

生产自催化Production Autocatalysis

要为「社会涌现」的过程寻找灵感，不妨到生命起源那里去找。如前所述，人在我们看来是结实牢靠的对象；可若以化学视之，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整套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只要从其他有机体那里获得适当的输入，它便能随时间自我再生产。尽管我们自以为在时间中连续如一，但我们其实并不是自己所设想的那种界限分明、浑然一体的对象，而只是一套暂且自我更新着的化学过程。从化学的视角看，生命本身可以定义为：一组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的集合，它能在自身各部分不断更替的情况下自我再生产。²¹

组织行动者也无二致。企业对商品的生产与分配，只是市场上所成就之事的一半；企业自身，也同样被穿行其间的商品与人所生产、所转化。社会结构与其说像石砌的楼宇，不如说更像社会生活之流中的一个个漩涡。无论在社会有机体还是生物有机体之中，行动的规则与互动的格局，都能在其构成部分——无论细胞、分子，还是委托人、代理人——不断更替的情况下持存、再生产。当人流穿过组织时，这个集合体并不会被从头重新协商一遍；毋宁说，在种种约束之内，其构成部分被转化、被塑造，汇入持续不断的行动之流。

为了把这种过程性的社会结构观落到实处，我们在第一部分依据生命起源的生物化学文献，构筑起关系性的微观基础。我们引入的核心概念，就是自催化。正如第二章所述，这一概念最初由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与彼得·舒斯特（Peter Schuster）提出并形式化，用以解释生命在前生物阶段的化学起源。²²抽离其生物学渊源，自催化可定义为：一组节点及其间的转化，集合内的每一个节点都由集合内诸节点之间的转化所重新造就。在最初的生物学语境中，节点是化学物质，转化是化学反应。²³化学物质相互碰撞，触发反应，生成新的化学物质。一个化学反应网络只要内部含有一个自催化集，便能在获得适当能量输入的情况下随时间自我再生产。处于自催化集核心的，是种种正反馈环路，或者说自我强化之转化的循环；正是这类循环，构成了化学增长的根基。²⁴

有了自催化，即便网络的组分不断更替，再生产也能维系下去：摧毁网络的某一段，一个自催化网络往往（虽非总是）能把被删去的那一段重新建造出来。自我修复self-repair，正是自催化集那项至关紧要的动力学特征，使它得以在凶险时世中保持生命的延续。换言之，自催化就是「生命」本身的网络定义。在这一语境下，生命起源问题，就是去寻找那种前生物的实验条件，使一组最初随机的化学物质能够自组织、自我再生产，凝聚成一个自催化集；生命维持问题，则是去寻找支撑自我修复与韧性的条件。

在第二章，麦克马汉为社会科学读者综述了关于自催化的生物学文献。在第三章，帕吉特、麦克马汉与 Zhong 发展出一个基于行动者的模型，把这一概念拓展到经济生产领域。在那里，产品好比化学物质，生产规则production rules好比化学反应；行动者则是盛放生产规则的容器，产品在其间流过、被转化。经济意义上的「生命」，就是生产规则与产品交换所织成的技术之网，通过差别化的再生产而实现的自组织。这些生产与交换之网穿行于众多异质的企业之间，不断建造、重建那些企业，使之在物质上维持存活。在第四章，帕吉特把第三章的生产取向拓展到沟通：不仅生产规则会再生产，沟通协议同样会再生产。社会互动网络由此与经济技术内生地协同演化。在沟通层面，社会意义上的「生命」可视为互动协议自组织成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ies的过程。于是，行动者——无论是人还是企业——便成为生命借以自组织的载体，无论在生产（第三章）还是沟通（第四章）之中皆然。

行动者——再说一遍，无论是人还是组织——都是通过学习与传授而成为其所是的。自催化并不挑战这一根本洞见，它只是把这一洞见加以操作化，并更系统地强调一点：在彼此相连的学习者链条之中所诱发出来的网络反馈。行动者通过互动而学习，等同于生产规则与沟通协议在他们之间的再生产与扩散。通过结构化的社会互动（无论其是否内生），一条条规则与协议之链经由自催化式的增长而自行组装，形成技术（生产规则之链）、市场（交换产品之链）与语言共同体（沟通协议之链）。

自催化提示我们，社会网络分析者对网络关系的概念化与测量方式应有所修正。自催化网络是转化之网，而非单纯传输之网。信息也好、产品也罢，都不是一袋袋呆滞的土豆、被动地穿过「管道」般的网络；信息要经沟通协议而转化，产品要经生产规则而转化。无论哪一种，社会网络都不只是在传递东西，而是在做转化的工作。依此视角，「扩散」应当从「模仿」重新设想为「链式反应」；而这些链式反应转化的自催化式自组织，就是涌现。

这些微观过程层面的论点，与图 1.1 那种宏观架构之间的关联如下。第三章的自催化生产模型给出了若干发现：当对交换互动施加空间约束时，技术复杂度随之上升；利他之所以会演化出来，是因为比起自私，它更有助于循环的修复——不过自私也能借共识主动性stigmergy站稳脚跟；智能会加快向演化均衡收敛的速度，却不会改变那个均衡本身。然而，与图 1.1 最相关的一项基于行动者的发现是：多重、相互交叠的生产网络会自发涌现，无需实验者作任何干预。换言之，多个相互分化、却又部分交叠的活动域（即图 1.1 中的诸平面）之涌现，竟是自催化过程一个出人意料地自动的推论。所谓「域」，就是一组自催化的生产规则与产品；所谓「交叠的域」，则是指这些集合之间共享了某些产品、生产规则和／或沟通协议。在自催化模型中，多个交叠的域之所以会涌现，是因为共享的规则与产品在一个个自催化生产网络之间制造出协同性的反馈——既有刺激性的正反馈，也有调节性的负反馈。正因有这等协同效应，能自组织的多重网络，比起任何单一的自催化网络，在再生产上都更具韧性。

把任何一种交换（经济的、政治的、亲属的，等等）嵌入多重相互强化的网络之中，就意味着任一域中的创新与发明都会遭到抵抗。系统层面有韧性的自我修复，在微观层面便表现为再生产上的「粘滞」。越是接近某个自催化系统那再生产的循环核心，稳态反馈的网络就越是稠密。这就是为什么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往往是创新与发明的重要前奏；²⁵也是为什么发明一旦真的突围而出，便会表现为急促的「间断均衡」，并给周边域中的组织带来始料未及的外溢后果。倘若不是有自催化的生命在那里负隅顽抗，新颖性问题本不至于如此棘手。事实上，演化走得越远，要生成真正的新颖性就越难。在先进社会里，把表面上的新事物重新洗牌、重贴标签，常被人兴冲冲地误认作创新，而其实那只是在再生产旧物罢了。

一旦把自催化的微观动力学折入图 1.1 那样的网络拓扑之中，网络选择与组织新颖性的过程便有了更明确的界定。行动者层面的创新或新颖性，就是把生产规则或沟通协议重新划分partition进各组织或各人之中的一种新分法。只要某种新的划分能够通过与其他「规则—协议」互动组织之间的产品反馈与信息反馈而再生产，组织选择便发生了。一种组织新颖性若能存活下来而不扰动其他划分，我们便称之为组织创新；一种组织新颖性若翻转开去、扰乱了其他划分，迫使它们共同另觅一套经过改写的自催化，我们便称之为系统性发明。外溢的程度，显然是个程度问题。

自催化是网络的自组织与涌现，但单凭这一点，还不等于新颖性。自催化是我们对达尔文式选择的关系性翻版——也就是那种成功的再生产，它使网络得以存活、保持韧性，并在凶险时世中维系自身。它把我们前面那句话操作化了：「要在理解非连续变迁上有所进展，我们必须把对转化的分析，嵌入那些活跃地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情境的日常动力学之中——构成性的要素与关系，正是在其中被生成、被强化的。」至于网络层面的新颖性，亦即「孟德尔」的那一面，则要等我们讨论八种网络折叠式的组织发生机制时，才会进入焦点。要充分理解组织演化，达尔文与孟德尔这两个网络类比，必须合为一体。

生平自催化Biographical Autocatalysis

在把自催化理论拓展到社会应用时，我们区分了三类自催化。其一，生产自催化，即前文已论及者（另见第三章）：产品经由细胞cell内部的技能、以及细胞之间的关系性交换纽带，而被生产、被转化。²⁶在这里，产品流经技能，技能在细胞内部再生产；交换纽带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让被转化的产品流入自我再生产的生命之中。其二，细胞自催化（即生平自催化），将在本节与第四章讨论：技能经由细胞之间的构成性传授，而在细胞间被生产、流动。细胞自身会习得新技能，会死亡，会被替换；为把技能之流强化为跨细胞世代的继承，遂有种种世系谱系涌现而出。其三，语言自催化，第四章略有勾勒：词语与符号通过在生产中的对话性使用而再生产。在我们经验上观察到的各项组织发明中，语言自催化都不曾扮演核心角色；但我们充分认识到，语言的自催化、以及它与组织发生的关联，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²⁷

第一类自催化生产产品，它被嵌套在第二类之内——后者生产的则是生平biographies，也就是一个个人（细胞）一生的来历与轨迹。越是高级的自催化系统，越是通过随机地引导一条条生平轨迹来加以调节；而这些生平轨迹的彼此交缠，又引导着技能与关系性协议的流向。

生平自催化这第二个层次之所以涌现，是因为细胞会死亡、会更替。艾根与舒斯特的一项主要发现（第三章基于行动者的模型再次证实了它）是：超出四种化学物质／产品规模的自催化生命，无法在随机的（譬如气态或液态的）拓扑中维系。他们称之为生命涌现的「复杂性壁垒complexity barrier」。这正是为什么超出四种化学物质的复杂生命，总是在空间上有所「具身」；放到经济语境里，这也正是企业之类生产组织之所以存在的缘由。既然一个远离平衡态的漩涡得以具身存在，细胞之死迟早便不可避免。²⁸

面对细胞的死亡与更替，自催化系统须有细胞的补充与更新，方能存活。在生物系统中，填补这一空缺的是遗传继承与表现型发育；在社会系统中，克服死亡靠的则是传授teaching。传授什么？在我们的框架里，「构成性关系」意味着细胞向其他细胞传授生产技能与关系性协议。生产技能前已论及，即把产品彼此转化的那些规则或技术。至于关系性协议relational protocols，它们并非字面上「与谁建立关系性交换或构成性传授网络」的那一份地址或名单，而是更高阶的学习规则——细胞凭着它，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发展出这样一份「门路名单」。在社会语境中，细胞的继承意味着把生产技能与关系性协议自老练的细胞向下传给较稚嫩的细胞，包括尚是「空白」的细胞。向下层层渗透的传授关系，又诱发出一条条向上回返的后辈生平轨迹。

在这细胞死亡与更替的语境下，细胞自催化可设想为一道随时间盘旋上升、规则不断再生产的螺旋，恰与生产自催化中产品在空间里不断再生产的循环相对应。尽管个别细胞各有有限的寿命、来来去去，但作为集体而言自催化的细胞，却通过传授不断造出自身组分的副本。在本书的社会例子中，这种细胞彼此构成的过程，是在互动的时间里逐步发生的，而不像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那样一蹴而就。彼此交缠的传授世系，正是生物学家族的社会类比；²⁹而传授世系的变化，又会诱使新型的生平轨迹涌现出来。

细胞与生平的细胞自催化，其结晶成形通常比产品与技能的生产自催化要来得缓慢。在我们的经验个案中，常可见到组织创新由始料未及的「人之移植」所触发：某些人从一个域被移植到另一个域，随身携来生产技能与关系性协议，与当地既有的技能、协议相混合、相转化。继这类创新之后的组织发明，则通常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新创新在它所嵌入的网络中四处渗透，沿途把这些网络翻转为新的拓扑与新的互动形式。这一过程若来得更激烈，便酿成「创新级联innovation cascade」。而被重构的生平，正是网络外溢借以传递的媒介。

在本书中，我们常谈到一个两阶段的过程：组织发生与组织催化。组织发生，是触发创新的那种技能与关系性协议的移植；组织催化，则是较为缓慢的过程——经由被重构的生平，把创新吸收进已被转化的周边网络之中。倘若此事真的发生（这很罕见，因为既有的自催化会加以抵抗），便将组织创新嬗变为系统性发明。

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即细胞、技能与关系性协议同时参与不止一个域——正处于「诸域如何交会」这一问题的中心。因此，它也处于这样一种拓扑的中心：组织创新（无论源自何处）究竟会不会扩散、升级为系统性发明。用本章稍后那些文氏图的语汇来说，多功能性就是不同自催化域之间彼此交叠、共享的那一部分格局。跨域的创新外溢若要发生，正是通过这些共享的部分发生的。

正因如此，当生平的重构牵涉到「多功能的细胞或人如何跨域被组装起来」时，其后果尤为深远。我们那些更为戏剧性的系统性发明个案表明：所发生的转化，不只在某个具体的域——经济、政治、亲属、科学——之内，更在于人们跨多个域相互打交道的一般性方式之上。举例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其创新不止在经济领域，它还发展出一种跨社会阶层互动的新的一般性方式——即一种庇护—依附关系协议patron-client relational protocol——它在政治、经济、亲属与艺术诸域中运作，并在此过程中把所有这些域统统加以转化。再举一例，近代早期的尼德兰，其创新也不止在经济领域，它还发展出一种跨地理空间互动的新的一般性方式——即一种联邦制关系协议federalist relational protocol——它在政治、经济与宗教诸域中运作。最后举一例，当代生物技术则发展出一种从事研发的新模型——即私有化的实验室privatized labs——它在市场中、在大学中、乃至在政府中运作。凡此种种转化，都不只发生在单个域之内，更发生在「诸域如何彼此契合」之上。

总而言之，细胞自催化，是细胞在任一单个域内彼此传授生产技能与关系性协议的那种自我维系的反馈。多重网络的细胞自催化，则是细胞在多个——经由共享部分而相连的——域中彼此传授生产技能与关系性协议的那种自我维系的反馈。改变前者，改变的是职业生涯；改变后者，改变的是整个人的生平。

组织发生的诸机制Mechanisms of Organizational Genesis

单一的自催化网络能生成生命，却生成不了新的生命形态。在一个去语境化的单一网络之外，再无任何东西可引进来、与那里已有之物相重组。从随机状态自组织成一种「种种转化在其中不断自我再生产」的均衡——这正是生命的起源——诚然是一项非同小可的成就；但这还算不上物种形成，因为物种形成是一种生命形态从另一种生命形态中涌现出来。

多重社会网络之间的移植与反馈，才是组织新颖性的来源。在多重网络的框架里，诸网络互为彼此的语境。研究组织新颖性，因而格外看重对「相互作用着的多重社会网络」的测量，因为那正是关系性重组的原料。当然，任何一项真实的研究都不可能测量一切，但这是就研究设计而言，而非就实在本身而言。

在下文中，我们将把从个案中发现的种种组织发生机制提炼、抽象出来。这些发生机制都牵涉某种网络移植，或某种把一个域与另一个域勾连起来的方式，它们以可再生产的方式改变了跨域生平轨迹的流向。在描述了催生我们所观察到的各项组织创新的那些多重网络发生机制之后，我们将在每一个案中接着描述那些把组织创新抬升为组织发明的催化机制。

文献中常用「重组」一词来指称生成新颖性的过程，但在我们看来，这个词太过原子化。在我们这里，被重组的人、实践与关系性协议，都是依附在网络之上的，因而会带来渗透、蔓延的后果。网络折叠一词，更准确地描述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造就新颖性的过程。

本节将简要描述的八种网络折叠（同时也是网络撕裂）式组织发生机制如下：

1. 移植与功能转用；
2. 锚定多样性；
3. 纳入与脱离；
4. 迁移与同源；
5. 冲突转移与双重纳入；
6. 清洗与群众动员；
7. 私有化与商业集团；
8. 稳健行动与多义性。

我们把这一份组织发生机制清单，视为「为孟德尔那套重组基因的生物学法则建立社会网络类比」的一个起点。至于发明机制，则将在本书各经验章节中详加阐发——事实上，它们往往正是在那些章节中被发现的。

一 · 移植与功能转用Transposition and Refunctionality

我们的第一种组织发生机制——移植与功能转用——指的是把一种关系性实践从一个域移到另一个域，并在新的域中改作另一种功能或目的之用。移植与功能转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为旧目的造新工具」式的创新，而是「为旧工具觅新用途」式的创新。³⁰原本在某个自催化网络中发展出来的关系与关系性协议，被植入另一个网络，并在那里再生产，过程中还可能把那些网络翻转过去。

在第六章，帕吉特记录了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一桩移植：经由城邦议会，本土行会中的师徒关系被移植到商人金融的国际世界，由此造就了合伙制。在第十三章，鲍威尔与桑德霍尔茨记录了另一桩移植：经由风险资本，科学的生命科学实验室被从大学移植到市场，由此造就了专业生物技术公司（DBF）。为显示这两桩本不相干的个案在组织发生过程上的相似，图 1.2a 绘出了佛罗伦萨的移植与功能转用，图 1.3a 绘出了生物技术的。

在佛罗伦萨这一个案中，师徒之间的雇佣关系，经由城邦议会、并作为对梳毛工（Ciompi）起义的回应，从它原本栖身的本土行会，被移植进国际金融那个更为开放的新世界。经济功能由此而变：一位资深合伙人出资投向一批在法律上各自独立的分支合伙人，而这些人都是商人与银行家。这便把师傅／资深合伙人从一名创业者转变为一名金融家。粗略说来，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合伙制，颇类似于今日的风险资本家。

在佛罗伦萨与生物技术这两个个案中，移植与功能转用之所以得到催化与再生产，都是因为涌现出了一个由生平流动构成的新「开放精英open elite」，它打破了既有的社会边界。就佛罗伦萨而言，参与合伙制的「新人」银行家，渐渐与在政治上获胜的旧世家的某些支系通婚联姻。这种经由社会流动而实现的阶层融合，造就了一种新型的「文艺复兴人」——商人共和派。这个被重构的精英阶层，所凭依的不再仅仅是世袭血统与国家公职，更有庇护关系与审美品味。在激烈的社会摹仿之下，当时关于「精英」的观念，与其说是一种稳定的人口学实在，不如说更是一种广为流布的理想。³¹

本节所有的 b 图，都用以图示那些把对应 a 图所示组织发生「锁定」下来的自催化。两图相辅相成：创新由 a 图的组织发生机制所产生，发明则由 b 图的组织催化机制所生成。在所有表示催化的 b 图中，黑色实线椭圆代表生产自催化，蓝色虚线椭圆代表细胞（生平）自催化。

正如第六章所记录的，政治与社会吸纳的渠道被重构，由此改造了佛罗伦萨的社会流动与生平，从而把合伙制从商业史上一项颇具影响的组织创新，抬升为佛罗伦萨社会与政治精英中一张新的构成性网络。而这个新的「商人共和派开放精英」，又反过来激励并出资资助了那一连串著名的艺术与政治发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合伙制这项组织发明，所触发的不仅是新型银行业，更有新的精英网络结构。

至于当代生物技术，则是学术科学实验室经由风险资本家、并作为对基因操作新技术的回应，从它在大学里那个安逸的家，被移植进市场那个更趋逐利的新世界。鲍威尔与桑德霍尔茨在第十三章分析了第一代生物技术公司的起源——这些公司由一批「两栖」科学家创办，他们把科学实践带进了商业世界。其结果，是催生出一种以科学为本的企业，它正是科学、金融与商业三张网络相互交叠的产物。其背景是一九七〇年代：分子生物学上里程碑式的科学发现，扰动了大学科学、制药研究与风险金融。种种新颖的组织实践凝聚成一个以科学为本的新型商业实体——专业生物技术公司；随着「申请专利」与「发表论文」一道成为衡量科学产出的尺度，这种实体也证明了自身的存续之力。这些「两栖」的科学家—创业者，把学术规范引入了创业天地，却又在不经意间，把商业的价值与标准导入了学术殿堂。

生物技术这一个案，同样例示了作为一种生平催化机制的「开放精英」概念，从而进一步凸显了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个案跨越数百年的平行之处。在第十五章，鲍威尔与欧文-史密斯分析了一个由多样而又高度互联的组织所构成的核心群体之涌现，他们同样称之为「开放精英」。其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群组织构成了该场域的结构性骨干，却没有沦为僵化的守门人，反而始终投身于开拓性的探索？答案就在于它们的「多重连通」：那些把从事各色活动的多样研究型组织联结起来的、多条彼此独立的通路。这一分析揭示出：一小撮在位的精英，是如何能够吸纳来自后起组织的新挑战的。

二 · 锚定多样性Anchoring Diversity

除「开放精英」之外，生物技术这一个案还展现出第二种催化机制——区域集聚，或曰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如图 1.3b 所示。鲍威尔、帕卡伦与惠廷顿在第十四章分析了美国十一处生物医学研究、药物开发与金融的区域集聚：三个成功个案，八个失败个案。从专业生物技术公司（DBF）的视角看，是产业区催化了 DBF；但从产业区自身的视角看，生命科学的区域集群本身也可视为更高阶的涌现组织。

旧金山湾区、波士顿与圣迭戈这三处成功的生物技术区域集聚，都得益于多种多样组织形态之间密集的契约性协作，其中尤以公共研究机构（如大学与研究所）、风险资本与专业生物技术公司为最，但也包括其他形态。与之相反，八处不成功的区域集聚中，契约性协作都由单一的组织形态主导：新泽西与费城是制药公司，纽约与休斯顿是金融机构，华盛顿特区是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洛杉矶是供应商公司，西雅图则是一家 DBF。所谓「锚定多样性」，指的是那些面向社群的组织——有时是公共研究机构，有时是风险资本家，有时就是 DBF 本身——在这三个成功集群各自的核心所发挥的中介作用。这些所谓「锚定租户anchor tenants」的种种活动，催生了新组织，并促成了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开放规范、公司的衍生分立（spin-off），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正是支撑这些锚定租户「营建社群」取向的三种网络机制。

在第十七章，弗莱明、科尔弗、马林与麦克菲（Fleming, Colfer, Marin, and McPhie）比较分析了硅谷与波士顿产业区的涌现，所探讨的不止生物技术，而是它们的全部高科技产业。他们利用一份一九七五至二〇〇二年间在美国申请过专利的发明者数据集，观察到区域发明者网络的剧烈聚合——先在硅谷，三年后在波士顿。尽管两地在专利、发明者、技术与公司的数量上，以及在关系的整体密度上都颇为相近，但波士顿的发明者比硅谷的更为零散，也更按产业条块分立、各自专门。他们依据对发明者（既有跨网络组团缔结关系者，也有未缔结者）的访谈，论证了「学术」机构——无论是斯坦福这样的大学，还是 IBM 阿尔马登实验室（Almaden Labs）这样的私营机构——对于生平联结、信息流动与商业科学的重要性。正是这类培训机构，鼓励年轻发明者流向富于创新的「桥接」位置，从而使硅谷得以更早聚合成形。科学家的生平轨迹把本地的组织与产业交融起来，使学术组织与企业组织、学术技术与企业技术之间得以形成丰沃而能生发的生态。

三 · 纳入与脱离Incorporation and Detachment

我们的第三种组织发生机制，牵涉把一个网络中相互连通的一「整块」插入另一个网络，而起初并不把它从原来的网络中剥离。在（或许充满张力的）纳入incorporation阶段，会形成一个混合型组织；这个混合体最终会脱离detachment，去寻找它自己新的交换关系。在第五章，帕吉特以中世纪商人银行法人团体的创生，例示了这一「纳入—脱离」机制。这是欧洲第一种持续运作的国际金融组织形态，其中有定居于办事处中的商人参与。这一涌现是由教皇触发的：他把来自其家乡香槟集市的托斯卡纳商人，动员进教廷为意大利十字军所设的行政机构之中。于是，经济学中「法人团体」（corporation）这一概念，最初便带有宗教意味——犹如「基督的战斗之体」（corpus Christi militant）中的一个器官。³²后来，商人银行从教会脱离出来，在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中自寻出路，而这一新格局正是由它们开创的。这一「纳入与脱离」过程，绘于图 1.4a。

这一新组织形态被催化、再生产的过程，是通过一连串被诱发的创新而展开的，它们在托斯卡纳中世纪法人团体所嵌入的交换网络中四处渗透。其一，托斯卡纳银行家把他们新创的国家财政方法移用到英格兰，在那里创设了新的关税征税法。其二，作为英格兰国王债主的托斯卡纳银行家，利用其新近获得的、对英格兰羊毛的支配力，在家乡兴办纺织业，既与佛兰德竞争，又为自己奠定一个比「有利可图却风险极高的国家财政」更为稳固的商业根基。最后，成功的商人银行家，渐渐把自己转变为贵族父系世系，所凭借的是一种家族公司式契约结社consorteria——这种关系协议在中世纪许多贵族社会组织中都很常见。这不是「由家族而生公司」，而是「由公司而生家族」。图 1.4b 展示了商人银行经由亲属关系而被催化的过程。这项「商人贵族」的组织发明，使意大利踏上了一条与法国或英格兰极为不同的协同演化轨迹。

四 · 迁移与同源Migration and Homology

我们在本书中记录的第四种组织发生机制，是迁移与同源，见帕吉特所撰、论近代早期尼德兰的第七章。股份公司、股票市场与政府联邦制这几项影响极其深远的现代组织发明，全都是这一机制的副产品。十六世纪后期的尼德兰起义，触发了新教商人与工匠从今属比利时之地向今属荷兰之地的大规模迁移——而当时，这两片土地同属政治上一统的西属尼德兰。这些早慧的南方商人，从安特卫普带着先进的工商业与金融技术、以及遍布全欧的经济联系来到阿姆斯特丹，与那里原本以航运技能为主的人群相混合。南方人无论多么富有，都进不了本地那套从被斩首的西班牙人手中承袭下来的「摄政regency」政治结构；但他们却与本地精英一道，融入了两根并立的支柱之中——荷兰归正会，以及荷兰东、西印度公司。而这两根支柱，与尼德兰起义本身的联邦制同源homology，并以之为蓝本。设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第一家股份公司与第一个股票市场，正是这个初生的荷兰联邦制国家向海外殖民的航海延伸。帕吉特把这三根彼此强化、共同造就尼德兰这个新国家的同源支柱，称为「三元联邦制」。这一发生机制的图示与来龙去脉，见图 1.5a。

帕吉特论证道，把这些组织创新催化为可再生产之发明的生平重构，是通过加尔文宗而完成的。加尔文宗那套长老会consistory（由虔敬的长老组成的会理事会）的组织体系，充当了助产婆，把南方人与北方人带入一种别扭、却最终成功的沟通与综合之中。「横向控制lateral control」——帕吉特用以指称公众同侪压力的说法——成了一种新的、普遍化的关系协议，异质的荷兰人正是凭它构筑起他们那张面向外部世界的「马赛克」。最后那项组织发明——对日后英国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荷兰中央国家银行——实质上就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长老会」。荷兰经济与政治经由荷兰归正会而被催化的过程，概括于图 1.5b。

五 · 冲突转移与双重纳入Conflict Displacement and Dual Inclusion

奥伯特与帕吉特所撰第八章中的组织创新，不折不扣就是德国的形成。说得更具体些，这里的组织发生，指的是十九世纪普鲁士把地理上彼此分散的德意志邦国，统合到帝国议会（Reichstag）、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与帝国宰相这一套新的宪制华盖之下。而此处的组织催化，则指政党与群众性利益团体之涌现——它们以德意志民族主义之名，来经营这一宪制核心。双重纳入dual inclusion，是俾斯麦把民主与专制这两条深相抵触的原则强行钉合到一起：他以「普鲁士在德意志之中，德意志亦在普鲁士之中」这种相互牵制的平衡之术行之。这一深刻的矛盾，被嵌进德意志国家的心脏，推动了德国史上一连串新政治行动者的不断产生。

在与奥地利、法国的对外战争中，在与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的对内战争中，俾斯麦一再施展他那套招牌式的冲突转移conflict displacement之术，以推进制度的发展。在三方相互敌对的关系之中，所谓冲突转移，是指一个侵略者向一个被妖魔化的对手发起攻击，其后果是把一个旁观者一分为二，而其中一部分遂与侵略者结成脆弱的同盟。冲突转移，是一种以破旧关系来结新关系的暴烈方法。俾斯麦既扮演侵略者与「归附的那一部分」之间的经纪人，更在更深的层面上，扮演那一身具卡里斯玛的、祭司般的权威——把对立面新近达成的统一，集于一身。

图 1.6a 绘出了冲突转移在其首次施用——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是如何运作的。在开战的同时，俾斯麦在新设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向被征服的北德意志臣民许以普选权，从而在情感上把他们与其各自的君主（这些君主原本与奥地利结盟）离间开来。于是，俾斯麦得到的不是「普鲁士征服者」之名，而是「德意志解放者」之誉。战败而孤立的德意志诸侯，被吸纳进新设的立法上院——联邦参议院；而俯首屈服、地位本在普鲁士之上的奥地利，则在媾和中得到了宽大处置。

要让这个「普鲁士专制＋德意志民主」的双重纳入复合体能够稳定地再生产，单靠战争中的机巧战术还不够，更须把一个个抱持特殊主义认同的臣民，从生平上重构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图 1.6b 即图示此点。这一重构的经济基础，先于俾斯麦而存在：那就是关税同盟Zollverein（自由贸易关税联盟），它把农业的东部与正在工业化的西部连成一片初生的国内大众市场。

经济潜能被转化为政治现实，经历了两个步骤：俾斯麦所赞许的、精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政党，以及俾斯麦所不赞许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利益团体。早期的德国政党是「名流之党」，正合俾斯麦那精英主义的心性。然而，他那套别处屡试不爽的冲突转移战术，在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身上却严重弄巧成拙：他们对针对自己的冲突转移攻势的回应，是结成休戚与共的群众性政党——这是一种预示未来的组织先兆。

冲突转移是构建德意志国家的一种强有力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总能如愿奏效，也不意味着由此造出的国家运转顺畅。与「俾斯麦天才」的神话相反，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压力，导致新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与运动接二连三地爆发式涌现，并最终一路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更远。它们也改变了俾斯麦本人，改变了他原本想要达成的目标。

六 · 清洗与群众动员Purge and Mass Mobilization

在共产主义之下，双重科层dual hierarchy指的是共产党与中央指令经济这两套并行排列的等级体系，二者以交错的层级彼此交叠地稽察、控制，状如一架梯子。在第九章，帕吉特从这一多重网络结构出发，推导出它对共产主义下经济改革动力的政治后果——历经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诸时期。他指出，这一结构只给领导人压定了四类、且仅四类改革轨迹：动员党的上层、动员党的下层、动员经济各部委、动员经济各工厂。帕吉特顺着历史向前读、而非倒着向后读，从而把哪怕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治下的经济改革，也解读为共产主义内部的一种政治动力，而非对西方人的目的论式摹仿。

这些改革轨迹中第二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就是「清洗与群众动员」。在这种轨迹里，等级体系的上层被清洗（有时下场更惨），下层（往往是年轻人）则被提拔上来取而代之。斯大林先以集体化、继以「大清洗」（Great Terror）行之；毛泽东则以集体化与「文化大革命」行之；戈尔巴乔夫试图以民主化行之，却未成功；甚至后共产主义的叶利钦（见斯派塞所撰、与之互补的第十章）也以私有化、以一种倒转的方式行之。中央指令经济这项组织发明本身，正是斯大林治下头两波清洗与群众动员的产物。图 1.7a 即图示斯大林在「大清洗」期间的组织干预。

中央指令经济的催化，是通过两类生平重构而完成的。其一，经由干部名录nomenklatura制度的「权力的循环流动」：领导人把支持者任命、提拔进「选举团」，后者再回过头来认可他们为领导人。这种中央控制之法最初在中央委员会的顶层施行，继而沿苏联体制层层向下复制，化为一个个地方化的「家族圈子」。一个个「小斯大林」往往出于自保，抵制他们正在摹仿的那个中央；这便要求中央施以更多的清洗与群众动员，以抵消上一轮所招致的抵抗。图 1.7b 即对此作一简单图示。其二，斯大林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大肆屠戮自己的共产党，腾出了如此之多的职位空缺，以致整整一代受过政治教育的「三八届」青年红色工程师，得以迅速在各部委与党内攀升，推动苏联经济走向大规模的工业集中。他们用自己建起的巨型工厂与城市击败了希特勒，并借共识主动性stigmergy把自己那套经济体制锁定下来。³³这「三八届」一代，囊括了直至戈尔巴乔夫为止苏联的全部领导层。

戈尔巴乔夫本想改革、复兴共产主义，却被双重科层摆在他面前的那四类改革轨迹迅速推着走，到头来，他同样只剩下「清洗与群众动员」一途。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群众动员工具，可它给他带来了灾难性的反噬——尽管它也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转型。

七 · 私有化与商业集团Privatization and Business Groups

在第十章，斯派塞分析了叶利钦的经济私有化纲领，及其对后共产主义俄国新生的股票市场与银行体系的影响。他表明，乌托邦式的西方设计，与俄国地面上的实情之间，关联何其稀薄。叶利钦压倒一切的首要政治目标，是要在共产党摧毁他之前先摧毁共产党。若视为政治，私有化便是「清洗与群众动员」的一个倒转版本：以经济去砸碎政治，而非通常那样以政治去砸碎经济。

俄国第一个交易私有化凭证的股票市场，与其说是资本市场投资的有效工具，不如说是诈骗、盗窃与经济财富集中的有效工具。通过斯派塞所描述的多重网络链式反应，股票市场这第一项组织创新，级联成一连串周边的组织创新：富有的「新人」寡头之涌现；建立在这些寡头之上的叶利钦选举政治机器之涌现；以及最终紧密商业集团之形成——先是通过从国家剥离出来的银行，继而通过叶利钦新当选的总统职位。这一个案表明：组织创新与发明，并不一定要局限于我们所赞许的那些组织形态。

另有两章承接性的研究，考察了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商业联盟与商业集团的进一步演化，尽管这两章并未把商业集团的演化一直追溯到它们在私有化中的起源。雅库博维奇与舍克什尼亚所撰的第十一章，追踪了一九九〇年代（叶利钦时期）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手机产业的涌现。其组织层面的关注点，在于解释共产主义国家的诸多碎片——无论在电信业还是军事研究中——与各路外国电信伙伴之间，商业联盟何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与此一时期俄国经济大部分领域的灾难相比，俄国手机产业的涌现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正是戈尔巴乔夫许诺过、却太少兑现的那种成功。

斯塔克与韦德雷斯所撰的第十二章，追踪了共产主义垮台后头十年间（同样是一九九〇年代）匈牙利商业集团的发展。他们揭示出形态各异的匈牙利商业联盟与商业集团之稠密种群的涌现——有的扎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残余，有的与外国伙伴相连，更有许多是二者兼具的混合体。匈牙利经济并非泾渭分明地割裂为「低效的后社会主义板块」与「高效的外资主导板块」；相反，斯塔克与韦德雷斯记录了诸板块通过商业伙伴关系与商业集团而彼此交融——他们认为，这一事实有利于丰沃的组织创新。就本书而言，关键之点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形成」，是一个网络演化的过程，尤其是商业联盟的演化。斯塔克与韦德雷斯还记录了匈牙利政党向大型匈牙利企业董事会的渗透；这就为他们的商业集团分析，添上了一个多重网络的维度。

八 · 稳健行动与多义性Robust Action and Multivocality

我们的最后一种组织发生机制，是稳健行动与多义性。所谓稳健行动robust action，是指那种不作承诺的行动——在对手力图收窄你未来行动选择的策略情境中，它使这些选择保持敞开。当一位居中的经纪人，经由各不相同的网络，桥接起两群彼此隔绝的支持者时，稳健行动便可能随之而来。这位经纪人的身份是含混的——含混不在于其模糊或不确定，而在于不同的受众会把不同的利益归属到他身上。多义性multivocality，则是稳健行动的经纪人的一种战术能耐：通过发表那些斯芬克斯谜语般、可被言之成理地作多重解读的言辞，来维系外界对其身份的多重归属。政治极化往往同时驱动着两个过程：结构上的隔绝，与沟通上互不一致的归属。其原型范例，便是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他在自己的多重网络中运用这一战术，从阶级起义与战乱所碾碎的社会残渣之中，构建起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³⁴

在第九章，帕吉特论证道：稳健行动也正是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代用以引导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走向经济发展的、成功的网络桥接策略。邓小平和科西莫一样，是从非正式权力的幕后、而非正式职位上发号施令的；他对自己的改革意图与政策只发表些隐晦的言辞，宁可有选择地对他人的倡议作出回应。中国改革早期由稳健行动所产生的组织发明，是「作为创业者的地方政府」——政治庇护与逐利取向的结合。如图 1.8a 所示，市场自由化正是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残余势力之间的斡旋中涌现出来的。

在动荡而耗竭元气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是人民解放军（PLA）在掌管着中国的经济与政府。后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军，由一批和邓小平一样出身长征的元老统领，正是邓小平所承继的原初权力基础。从政治上看，分权式的经济改革，是邓小平在其共产主义控制体系之下、再支起第二条庇护之腿的办法。农村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轻工业中的地方国营企业，在党与解放军基础的整片整片群体中都广受欢迎。有选择地向政治上支持邓小平的省级党委书记下放财政权，便在省一级建起一台庇护机器——正如斯大林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赫鲁晓夫在其短命的区域分权中所做的那样。正因市场被熔合进庇护关系与中国分权式国家之中，凡有利于政治的，便有利于生意；凡对生意有利可图的，便有利于政治庇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失败的俄国市场转型中，西方经济顾问随处可见；而在成功的中国市场转型中，他们却无处可寻。

第九章还表明：邓小平这套「经济兼政治改革」的稳健行动进路之所以可能，全仰赖毛泽东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手造成的激进行政分权。尽管毛泽东打心底里、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反对市场，他的行政改革却为邓小平的成就开了方便之门。相形之下，戈尔巴乔夫的根本难题在于：他追随的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图 1.8b 图示了这一比较网络的要点：中国的非正式政治网络是纵向组织成派系的，而苏联的非正式政治网络则是横向组织成家族圈子的。这些网络引导、实则激励着各自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之所为——以至于说「是这些系统构建了它们的领导人」，与说「是领导人构建了他们的系统」，同样有道理。短期之内，行动者创造关系；长期之中，关系创造行动者。

结构脆弱性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在本书中，我们通常不去考察创新与发明发生之前的结构脆弱性，尽管这是我们理论框架中至关紧要的一环。³⁵这正是下一个研究前沿。在面对扰动时，某些「规则—协议—人—组织」相互作用的网络构型，比另一些更「临界待发」、更易翻转。要对此作经验研究，就得回溯到远在那项原初创新发生之前的年代。这类时间序列数据有时可得，有时却难以汇集——部分是因为组织创新往往会为自己留下记录，却不为它那些老派的前身留下记录。借助形式建模，这一论题较易考察，只是那些结果仅具提示性而已。

第三、四章的自催化仿真模型有一项发现：多重网络系统在再生产上的稳定，与冗余redundancy相关联——即那种由层层叠加、相互交缠、核心带有反馈循环的生产网络所织成的、稠密缠结、状如一团意面的结构。冗余有时意味着生产规则网络的简单复制，每一份副本分布在不同的人身上；有时则意味着「多功能的规则或人」（即以相似方式桥接各网络者）的复制。无论哪种，冗余都与再生产的稳定相关联，因为即便其中一个自催化网络被摧毁，周围还有别的相似网络维持整体运转，直至替代品被培育出来。反过来，冗余的匮乏则与再生产的脆弱相关联。这一关于冗余的发现提示：随着冗余被削薄，系统对「翻转」——也就是我们与组织发明相联系的那种剧烈网络级联——的敏感性会上升。削得太过，系统便会崩溃；但削薄到某个阈值，却可能把一个高度冗余的系统，推向「临界待发」的边缘。³⁶

削薄可经由若干种途径发生，从而为发明搭起结构性的舞台。政治危机便是其一。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合伙制的发明，在逻辑上本与梳毛工起义毫无关系；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逻辑上也并非「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结果。但这两场危机，都削弱了此前那个多重网络系统的再生产能力。然而，单凭危机，并不能预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要看残余的是些什么，以及这些残余如何被重新接线、织入新的自催化。

有两个比喻，或许能把我们关于「政治危机与组织发明之间因果关联」的想法坐实。一颗陨石灭绝了恐龙。这是否意味着，是一桩外生的偶然事件导致了那一物种的消亡？既是，也不是。千万年间，许多陨石撞击过地球，却只有那一颗造成了灭绝。承受冲击的那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对系统的反应而言，与冲击本身同等重要。同理，许多政治学家主张战争导致国家形成；但有些战争产出国家形成，有些招致崩溃，有些触发革命，更有许多无所作为。要解释涌现，仅有扰动本身是不够的——尽管扰动往往参与其中。第二个比喻是钻石切割工：朝一个方向砸，大锤也砸不开钻石；可一旦顺着它天然的解理纹路轻轻一敲，它便应声裂开。多重网络的社会系统正是如此。在我们的组织发明个案中，扰动常常出现在背景里；但在以不同方式互联的系统中，同样的冲击却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在稠密互联的反馈系统里，去寻找简单的「输入—因」与「输出—果」，乃是一种幻想。要理解系统对某一扰动的反应，就必须分析该扰动在既有网络中如何渗透、蔓延——无论这要耗费多么浩繁的数据。

然而，危机并非削薄冗余的唯一途径。作为组织催化机制的「开放精英」，便指出了另一种使组织网络与生产网络保持灵活、适应的办法：人员的更替。不过，这一洞见须谨慎对待。单单提高招聘与解雇的频率，绝算不上促进组织学习的明智良方：一旦更替的速率超过了传授的速率，随之而来的便是退化，而非学习。此外，组织场域的核心处还须有足够的冗余，以便他者能迅速顶替退出的节点。正因有这样一个稳定的核心，「开放精英」式的流动性，与「创造性破坏」式的危机途径相比，更可能产生渐进式的创新。

化学工程师让我们注意到「驾驭流动性」中的一个微妙之处：退火annealing。被熔合为混合体的诸元素愈是易爆，就愈要以一种振荡的方式去调和它们：增大流动性，减小流动性，再增大，再减小。有探索的时节，也有巩固的时节。若做得好，对眼下所发生之事的细节保持敏感，便能导向逐渐衰减的振荡，导向成功的杂交融合；若做得不好，对情境不够敏感，便会导向不断放大的振荡——那就是爆炸。

削薄冗余的第三种途径则违反直觉，因为它牵涉的是结新关系，而非剪旧关系。第三章的自催化模型，凸显了寄生者parasites的演化作用。所谓寄生者，是充当「搭便车者」的生产规则之链——别人供养它们的再生产，它们却不供养那些供养自己的规则之再生产。健康的自催化系统能容忍大量这样的寄生者，而其循环核心毫发无损。寄生者之所以可能引致翻转，是因为它们或许会生长壮大，在两个原本互动上彼此分立的自催化网络之间，架起一座新的共生之桥。正因它们是寄生者，它们比那些被他者所依赖的规则之链更能自由游走。削薄之所以可能作为寄生者的二阶后果而发生，是因为它们架起的新桥，可能翻转桥两侧的局部竞争均衡，使一个局部网络以另一个为代价而成长。寄生者也可能成长为多功能者。

削薄冗余的第四种方式落在自催化模型之外，那就是中性漂变neutral drift。在中性漂变的模型里，³⁷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划下了一道分明的界线。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这一区分相当于「生产规则的关系网络」与「社会之人的构成性网络」之别。中性漂变这一现象强调：在基因层面造出同一种表现型产物，有若干种功能上等价的途径。倘若如达尔文所坚持的，选择作用于表现型而非基因型，那么所有这些功能等价的途径，从选择的角度看便都是「中性的」。于是，微观规则便可以在演化中随机游走，只要其最终产物仍落在选择的约束之内。中性漂变，正是原子式随机突变的网络类比。

这与组织发明这一论题的相关之处在于：生产规则的组合，可能纯属偶然地，在固定的表现型（或社会网络）之内重新构型，从而在一个邻近的自催化集里变得「临界待发」。用动力系统分析的语言来说，这就是移动到了诸吸引盆basins of attraction的边界上。这会造出一种新的表现型——可以说，新表现型从旧者的蛹壳中随机地破茧而出。当然，这并不保证这一新表现型，能在它置身其中的其他表现型所构成的网络里，于再生产意义上存活下来。但在宏观的观察者看来，这几乎会显得像是「自然发生」。在本书各章中，我们并无此类实例，但我们承认，中性漂变在逻辑上是一种可能。

关于结构脆弱性，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尤其在经验这一面。关于创新与发明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都偏于多看成功、少看失败。我们以在个案中既纳入成功、也纳入失败为荣，但我们所收的失败个案，与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失败相比，比例无疑是失衡的（失败被大大低估了）。对这一样本偏差，我们并不致歉，因为循此仍能发现许多关于组织发生与催化机制的东西。但我们也充分体认到：需要有互补性的研究设计，它们既要关注系统在翻转之时与之后的情境细节，也要同等地关注多重网络系统在其创新与发明之前的情境细节。

结论Conclusion

历史中散落着新组织形态的涌现，它们改变了其所现身社会的运行轨迹。然而，新颖性的涌现——尤其是人与组织这类人类行动者中的新颖性——在社会科学中却理论化不足。新颖性对任何演化分析都是根本性的，可它通常总是从我们既有想象的幕后登场，而后我们既有的分析工具才得以开工。本书发展出种种理论、模型、机制与经验个案，力图填补我们集体理解中的这一空白，尤其是在组织与市场新形态之涌现这一领域。本书每一部分都附有一篇导言，用以厘清本导论章的总体框架，与我们那些关于组织涌现的细致例子之间的关联。理论与个案都得益于一种多学科的视角，因为组织新颖性正来自多重社会网络与多重域之间的反馈。化学——尤其是关于生命起源的化学——并不提供全部答案，但它至少问对了问题；对社会科学如此，对生物学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