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政治

引论Introduction

原书作者致谢脚注：感谢 Stanislav Markus、Andrew Spicer、Andrew Walder、杨大利（Dali Yang）、Valery Yakubovich，尤其感谢 Georgi Derluguian 的有益评论。

1983 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前两年，西方研究苏联工业关系的元老约瑟夫·伯林纳（Joseph Berliner）写下一篇极具先见之明的文章，勾勒出改革苏联经济的种种受限选项，再逐一评估每条路线政治上成功的可能。¹伯林纳预见了四种现实可行的共产主义经济改革进路：「保守模型」，「科学地」修补中央计划的新技术；「反动模型」，恢复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纪律与自上而下的控制；「激进模型」，把中央计划分权下放、给企业以匈牙利式的自主权；以及「自由模型」，在一个原封不动的国营企业中央计划核心之外，准许小型私营企业有一片自由放任的市场。²他给每种方案排出的政治成功概率，与它对既得的部委权力所构成的威胁成反比。伯林纳的分析足够精到，预见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将要穿行的那几个范畴——从 1985–86 年安德罗波夫式的整顿纪律，到 1987 年仿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法》，再到 1988 年自由化的《合作社法》。³他没能未卜先知地料到戈尔巴乔夫 1989 年那一步革命性的抉择——政治民主化；他还错误地假定这些方案彼此互斥。没有人（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料到戈尔巴乔夫实际推行的那场失控的步步加码，更别提苏联的解体。但伯林纳至少看懂了戈尔巴乔夫所面对的、经济兼政治的改革难题的结构。

与戈尔巴乔夫那场招致苏联灾难性崩溃的激进改革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以著名的渐进经济改革、不动政治而闻名，造就了今日地球上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基于这两个样本与事后诸葛的「事后之明」，如今流行的常识是：要催生有效率的经济市场，渐进的经济改革优于激进的政治变革。这种对 1980 年代共产主义转型事件的偷懒解读之所以肤浅，部分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浅薄而目的论的历史视野上。把时间焦点换到 1950、1960 年代，苏联反倒成了那个搞渐进经济改革、不动政治的一方，中国则成了经济与政治都天翻地覆的一方。这两个个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恐怕没人会认为成功。再把时间焦点换到 1930 年代，苏联又恢复为激进经济变革与激进政治变革捆在一起的那一方。斯大林蓄意谋杀、监禁数以百万计自己人民的政策，无人能为之辩护。但若用斯大林个人的标尺——他攫取权力的冲动——来量，或用政权稳定这一制度性标尺来量，斯大林的「政治改革」都得判为成功。而若用与希特勒那场惨烈世界大战这把毫不留情的标尺来量，斯大林的「经济改革」也得判为惊人的成功。⁴扩大样本、放宽历史视野，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最优」策略便不再是个轻易能定夺的问题。

本章中，我将铺陈一套框架，用以分析共产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协同演化co-evolution，在理论上与本书其他各章保持一致。对这样一种分析而言，成败不应以「预测未来」这一虚荣的标准来衡量，哪怕是事后的预测。⁵它应当像伯林纳的工作那样，以另一把标尺来量：它能否辨认出若干有限的、经由当时政权现实政治可以抵达的经济演化轨迹。下文要分析的复杂个案中那些数不清的细节是否都被照顾到，按这一标准，远不如「逻辑结构本身能否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方式去理解国家与市场的协同演化」来得重要。

我把寻找这样一套协同演化图式的检索策略，公式化地列在下面：

1. 首先，把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或网络）并排摆放，略如导论章的图 1.1。
2. 其次，密切留意系统之间的组织联结，因为这些联结很可能正是动态演化反馈、以及新行动者涌现的所在。就本章而言，这意味着去寻找：经济改革所诱发的政治，以及政治改革所诱发的经济。
3. 第三，历史地追踪：一个系统中（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有意变革，如何外溢spillover（正向或负向地）进入耦合系统中那往往无意的变革。多重反馈会引发连锁反应，且可能彼此矛盾。
4. 第四，从这些宏观历史中，归纳出那些使政治或经济得以「起飞」（或未能起飞）、进入可观察到的自我强化反馈回路（新的政治联盟与／或新的经济交换系统）的微观自催化autocatalysis网络。归根结底，这些网络的微观基础，是资源与生平biographies的再生产之流。
5. 第五，找到社会网络数据，以验证或证伪那个被假设引发了所观察到之演化转型的自催化机制。在我先前关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研究中，我有这样的数据（鲍威尔研究生物技术时也有），但在本章关于共产主义转型的讨论里，我没有。因此本章只走完这五个研究阶段中的前四个——也就是学习与诠释，而非证明。⁶

把这套理论检索讲得通俗些：思考经济改革，却不思考它所激起的政治，便算不得对经济改革有多深的思考。要从蓝图走向现实，经济改革必须诱发出能把它推行到底的那些利益。无论是为支持一项改革、还是为偏转一项改革而被触发的利益，总在先前经济与政治网络所铺成的格栅上浮现——这些网络是在以往一轮轮迭代中沉积下来的。这正是 1980、1990 年代西方给苏联领导人的经济建议的致命缺陷：以为共产主义可以靠一纸法令改造。活的网络系统从来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是更古老网络系统的有机转化——往往动荡、且非出本意——是旧系统翻转入新的产物。无论乌托邦式的改革者与领袖怀有怎样的幻想，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白板。一切对创新的理解，都必须从深究「在此之前那里有什么」开始。

双重科层Dual Hierarchy

我先从一个简化讲起。苏联、中国与东欧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差别，但它们都共享着图 9.1 所勾画的那副双重科层dual hierarchy骨架。⁷所有共产主义体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双重科层：一根经济支柱，由中央计划的国营企业构成；与之并行的是一根政治支柱，由共产党的各级支部与党小组构成——后者渗入、监视、并力图控制前者。一根是经济，一根是政治，但二者在多个层级上彼此组织性地联结，就像一架梯子。

共产主义经济，至少在其核心处，是中央指令经济central-command economy。领袖（在苏联是总书记，在中国是主席），与他的政治局和部长会议⁸商议后，确立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斯大林及其多数苏联继任者治下，重工业与国防的发展是头等大事，有时几乎是唯一的大事。中央各经济部委为国营企业制定年度生产指标，企业则去落实领袖的优先项。优先级较低的部门，经由强制规定的供给流，向优先级较高的部门输送。所谓「中央各部」，既包括中央计划部门（如国家计划委员会 Gosplan），负责按行业设计投入—产出物料流的控制数字；也包括行业级的各部，负责把行业控制数字拆解成给国营企业的具体生产订单。被计划覆盖的经济占整体的比例，随时间、随国别而异——苏联几乎被全盘计划，匈牙利计划过半，中国则时高时低。生产订单的具体内容也随时间变化——有时传达的指标寥寥，有时则繁多——但核心指令通常是一项实物产出（如「今年产 x 吨钢」）。正向的薪酬与晋升激励，以及负向的制裁（有时极端），都系于企业年度生产订单的完成。

第二根等级是共产党机器。它与中央指令经济的每一层级并行，监视并督促计划的完成。在最顶端，政治局与部长会议经由交叉任职而重叠。中央委员会在形式上是共产党的治理机构，负责任命领袖与政治局（尽管通常只是橡皮图章）。⁹它只是偶尔开会，由两根支柱的高层官员组成：省委书记、经济部长等等。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或曰官僚机构）则编为若干部门，监督设在莫斯科的各经济部。再往下到省一级，¹⁰省委第一书记对本地区企业的总体经济绩效负责。他们与各行业部长一道，经由官职名录制nomenklatura任免本地区的企业经理。在双重科层体系的底部，共产党的工人与经理在每座工厂内组成党小组，把工厂的绩效既沿党的等级、也沿工厂的等级向上呈报。党为查纠松懈与腐败而进行的检查与上报，称为「监督kontrol」。

不消说，实际运转极少有这张组织图所暗示的那般顺畅。后文各节我会勾画真实的运作，并跨政权加以比较。但基本的组织构想并不复杂。从经济的视角看，双重科层的运转，是把管理命令沿经济等级往下送，再经由信息反馈沿政治等级往上收；两套等级被分开，是为了抑制说谎。从政治的视角看，双重科层的运转，是把共产主义价值（如「苏维埃新人」或「毛泽东思想」）灌注进经济的生产人员。共产主义之下的经济从来不只是经济；它同时也是为未来而对民族进行的群众动员。¹¹

无论这幅起手的双重科层草图多么简化，它仍足以辨认出「共产主义经济改革之政治」的若干受限轨迹——倘若有朝一日真有人想要改革的话。首先，一个显而易见、却值得明说的道理是：一切改革都必须自上而下、出自领袖。基本的双重科层组织系统里，交叉牵制的否决点太多，政治主动权无从在别处生发。此外，「权力的循环流动circular flow of power」（见注 9）给了任何共产主义领袖一个发动倡议的稳固基地。但仅有领袖的主动，从不足以成就改革。要让它不只是一纸法令，领袖的倡议必须被系统中的他人接住，进而实现那些利益的自我维持的再生产。基本的双重科层骨架，界定了共产主义领袖为推行其倡议（无论那倡议碰巧是什么）而可指望的备选盟友集合。系统之内的选项有四：往下够到省委书记、往下够到地方党的干部、往下够到经济各部、往下够到国营企业。一项谁也不讨好的领袖倡议，迎来的只有沉默与梗阻；但只要它至少讨好了其中之一，一连串事件便可能随之展开，翻转入改革，或者不。

作为初步的切分，苏、中共产主义史上形形色色的改革驱动，可按领袖所伸手够取的主要对象来分类。其中最为天翻地覆者——毛的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领袖绕过省一级党的领导，直接往下够到地方党的干部。这类非常的群众动员事件并不在「正常」共产主义史之外；它们不过是共产主义领袖可用的、内建改革模态中最戏剧化的一种。事实上，从共产主义改革史的内部视角、而非我们西方的视角看，戈尔巴乔夫 1989 年那一声革命性的政治民主呼吁，在策略风格上与斯大林、毛这两位蛊惑家颇为相似。¹²下文我将证明，这三位领袖都用「清洗与群众动员purge and mass mobilization」去打自己的党的等级。

第二种、威胁较小的动员政治支柱以行经济改革之法，是领袖顺着党的等级、而非与之作对地行事。毛的大跃进与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属此类。¹³赫鲁晓夫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邓小平的财政分权，也都是为改革而动员省委第一书记的例子。这些个案在一些影响其后续演化的重要细节上彼此有别，但就其「对象政治」而言，它们同属一族。

双重科层向有意改革的共产主义领袖呈上的第三种政治选项，是经由经济各部进行动员。这一改革模态包括伯林纳所谓勃列日涅夫式的「保守」或安德罗波夫式的「反动」——也就是渐进而非激进的改革。不过别忘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之后、为迅速建起经济以备对希特勒一战，转入的正是这一模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又把斯大林的重工业—国防路线推上了超速挡。可见经由各部的经济动员，并不只是一种反改革的进路，尽管在更晚近的年代里它确是。¹⁴

最后是第四种「匈牙利式」的经济改革：领袖绕过各部，直接往下够到国营企业，办法是松开部委的控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这通常并不涉及私有化，而是把中央计划从物料流转向「受社会调控的价格与利润」。在这样的转型中，各部实质上变成了国家银行。除匈牙利这个成功的范例外，1965 年的柯西金改革与 1987 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都是这一进路在苏联失败的例子。

我没有把私有财产列为共产主义下一条政治上可行的改革之路，因为双重科层之内并不存在支持它的对象。支持这类改革的非共产主义对象倒是有的：在经济的消费边缘——手工业、小件消费品、农业里的小块自留地——一片私营市场或许会被容忍。¹⁵但它将永远停留在边缘，因为私有财产无异于拆毁双重科层。任何共产主义领袖若提出此议，都会被推翻。

邓小平表面看来似乎正是这一政治约束的奇迹般例外——一位成功地把中央指令经济改造成西方式市场的共产主义领袖。但我将转而表明：邓用的其实是传统政治策略第二种——动员省与地方的政府干部来领导他的改革。¹⁶正如下文所释，中国国家所有制那种格外分权的结构（系毛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遗赠给邓的），诱使中国党的干部表现得像早熟的企业家，却并不拥有私有财产。把成功操办中国经济转型的功劳记在邓头上是公道的；¹⁷但人们较少体认到的是：在更长的时段上，是毛把苏联那一版本重新接线，改造成了一个党所主导的、分权版的双重科层，邓此后才得以把它翻转入准市场。毛使邓的成就成为可能。

在苏联一侧，戈尔巴乔夫和邓一样，想做一个强化共产主义、而非拆解它的经济改革者。但改革进程的动力把他变成了一个政治革命家——其策略风格之像斯大林和毛，远超戈尔巴乔夫本人所愿承认。共产主义经济改革的动力有好几个面相。其一是改革的政治：领袖的提议如何自组织出支持与反对它的联盟。其二是经济反馈：联盟与政策如何外溢进经济企业之间的互动。最后是生平反馈：来自双重科层的反作用，如何在时间中把领袖本人重新塑造。下文我将在约瑟夫·斯大林、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毛泽东、邓小平、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几个共产主义改革个案中，凸显这三股交织的动力。¹⁸

为搜集共产主义下改革政治与经济之协同演化的资料，本章考察的经验个案如下：首先是斯大林，指他的几个五年计划、他的大清洗、以及他在世界大战中击败希特勒。正是这一串非凡的序列，缔造了由各部主导、高度中央集权的双重科层。随后是一段关于赫鲁晓夫失败的分权改革的短插曲。接着转向毛，指他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这同样非凡的一串序列，其结果是党对一个分权的计划经济的支配。邓小平那些「渐进」的经济改革，将放在毛所遗留的结构之下来分析。最后讨论戈尔巴乔夫从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的层层升级。关于这些事件的史学著述浩如烟海，我只能希望辨认出我所认为的、在这些片段中连结经济与政治的若干主要因果反馈回路，把延伸、修正或批评我这些立足于二手文献的观察，留给他人。在这场或许过于雄心勃勃的比较中，我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要给出那不可能给出的盖棺定论，不如说是要把「协同演化」这一题目摆上我们集体的研究议程。

斯大林Stalin

我从斯大林讲起，因为是他发明了双重科层。列宁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斯大林则围绕这个党建起了一套中央指令经济。所有其他共产主义领袖——甚至包括毛——都是在斯大林的阴影下行事，因为他们不过是在排列、改动他所搭起的那副基本框架。

众所周知，斯大林那偏执狂式的经济优先项，是重工业与国防：要建起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那样巨型的现代钢铁厂，以及支撑它们的一切。¹⁹在斯大林看来，「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赶完这段距离。要么做到，要么被碾碎。」²⁰这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创新；斯大林是从西方进口先进的工厂设计。²¹真正创新的，是把这些「高科技」工业技术植入其中的那套中央指令的经济组织。斯大林分两大阶段建起苏联的中央指令经济：起初，他的中央指令系统只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上的延伸。在 1928–3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从组织上攻击、清洗各色残留的「阶级敌人」²²——农业里的富农（kulak）、工业里的技术专家、商业里的小商贩——并试图把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与商业分配统统重建为「红色」的。在第二大阶段、即 1936–37 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又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列宁主义老党员大批屠戮殆尽，代之以年轻、受过更好教育的斯大林派狂热分子（「三八年的一代」）。中央指令的经济支柱，本来从属于党这根政治支柱，至此却成了双重科层组合中首要的、至少是平起平坐的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灼人事件，经由重工业的超级集中，把这一组合锁定了四十五年。

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是战争。在列宁治下，这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阶级战争，再然后是内战。在斯大林治下，这意味着阶级战争，然后是对暗藏的、定义含混的「人民公敌」之战，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科学与现代性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附加项，但在其核心，苏联的中央指令经济是为战争——内外两种战争——而建的。

在生涯的不同节点上，斯大林对他可支配的全部四个共产主义对象都伸过手；但在本节，我要辨认出他所采用的、最具转化力的组织发生机制——「清洗与群众动员」。在第一阶段，这意味着同时群众动员党的上层与下层，去把非共产党人清洗出经济活动。在第二阶段，这意味着动员最底层的年轻干部与工人，去对付斯大林自己机器中层的人员——无论在政治支柱还是经济支柱。我将论证：这一高度冲突性的发生机制所达成的组织转型，被「权力的循环流动」这一组织催化机制锁定²³——它制度化在官职名录制的任命与生平之中。在法律表面、偶尔也在事实上，发生与催化两种机制的合流，催生出超级集权的极权主义：即领袖的近乎完全支配。但更经常的是，仿照领袖的小小「权力循环流动」在整个系统里反复复制。²⁴这给了双重科层一种自有的官僚利益动力，抵抗着那名义上无所不能的领袖的控制。这种顽固的自主性，反过来又诱使领袖——无论斯大林、毛还是戈尔巴乔夫——周期性地重演「清洗与群众动员」。

斯大林的生涯并非以这般戏剧化的方式开场。他原本不过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领袖魅力背后那个搞组织的人。那时，「总书记」只意味着斯大林是列宁的左右手，负责打理布尔什维克干部（多在远离莫斯科的外省）的任命与晋升。1920 年代，斯大林利用其党内职位，培植起一台由外省人——尤其是省委第一书记——组成、对他个人效忠的政治机器。列宁 1922 年病重、1924 年去世后，这成了斯大林用来击败托洛茨基那些更具世界主义气质之支持者的政治根基。²⁵因此，他一上位，经由省委第一书记进行动员，便成了斯大林无论想推行什么政策时最自然的政治策略。后来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走的也是这同一条通往领袖之位的路；待毛年迈体衰之后，邓在其晚年也「向外省示好」。

斯大林崛起的经济背景，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NEP）。被斯大林改动之前的 NEP 经济，由两个迥异的部分构成。一个国有工业的核心（所谓「制高点」），是革命把沙皇时代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的结果。在混乱的内战时期，恶性通胀使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于是党的干部以非货币方式在这些工业间转拨物资，与其说是政策选择，不如说是对战时崩盘的慌乱应对。²⁶环绕这个国有化工业核心的，是共产主义对农民、手工业者与小商贩传统自由市场的容忍。这同样与其说是政策选择，不如说是国家无力他为。不过，列宁与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布哈林确实判断：此刻去攻击乡间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人数远超那一小撮陷入重围、构成布尔什维克党主体的城市无产者）为时尚早。²⁷

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渴望让「落后」的俄国工业化，这不难理解。需要解释的是斯大林追求这一目标时那令人窒息的速度。战争心理——既根植于反革命资本主义国家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也根植于布尔什维克党狭窄的阶级基础——似乎是理解这一点的前提。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不同于布哈林及其「右派」支持者）急切地感到：必须火速把「社会主义攻势」推进下去，否则便将灭亡。²⁸暴烈的战时经历，又给这股理性的紧迫感注入了炽烈的情绪。

但心理是一回事，对象的反馈是另一回事。无论布尔什维克精英的动机如何，要实现一日千里的工业化，都必须动员、并碾碎大批的人。这道等式中「被碾碎」的一半，是阶级战争；「被动员」的一半，是社会与政治流动。把两半合起来，便得到了「清洗与群众动员」——布尔什维克偏爱的组织发生机制，其最终产物正是双重科层。

阶级斗争既是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也是他们习得的实践，所以他们认定建设经济要靠阶级战争、而非靠激励，也就不足为奇。1927–28 年夺取并巩固权力后，斯大林发动了一个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计划的狂欢」。²⁹重工业生产五年增长率的指标，被定在 1927 年现有水平的 180%–280%。³⁰这些异想天开的目标增速背后，是一项投资承诺：要建起巨型的大规模生产工厂——不只是新工厂，而是社会主义的新城市。³¹这些新工厂、新城市，要使各地区在经济上专业化、使全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³²一套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话语环绕着这些投资。当然，诀窍在于：建起这些现代工厂与城市所需的巨额金钱（与能量）从何而来？

钱的问题，答案是农业集体化。农民被驱赶进大型的国家控制农场，以便更高效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这些农产品一部分运往国外换取外汇，以支付进口技术；大部分则用来以补贴价喂养新老城市工人。为榨取而进行的农业集体化，需要对富农、以及农民先前所用的私人分配渠道发动阶级战争。城市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被派下乡，奉命用枪口从富农手中没收土地，并借助任何曾被富农「剥削」、心怀怨愤的贫农之力。³³私商（「NEP 分子」）同样遭到压制，以禁止农民把农产品按更高价卖到私人市场、而不按低廉的行政定价卖给国家。³⁴抗拒这种强制的富农与 NEP 分子，被送往新设在恶劣地段的古拉格劳改营，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挖运河、清森林，等等。1932–33 年的饥荒是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因为农民为躲避「富农」这一刑罪标签而宰杀牲畜。³⁵另一后果是逃亡进城、沦为没受过教育的外来劳工。换言之，苏联的工业化，是明白地、自觉地建立在农民的脊背上的。作为垄断了未来想象的城市无产者，俄国共产党人（不同于本是农民出身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压迫农民几无心理负担。³⁶

在工业一侧，「清洗」被施于沙皇时代遗留的非共产党技术专家与工程师。布尔什维克多出身工人，通常没什么文化，因而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工业化时，要依赖这些「阶级敌人」。尽管如此依赖，斯大林仍发动了几场大型公审，³⁷高声指控一部分技术精英同情德国、从内部破坏俄国萌芽中的发展。这些早期公审，成了解雇大批所需的非共产党工程师、并向其余人勒索意识形态归顺与忠诚的借口。在共产党人中间，布哈林「右派」也遭清洗，从而消除了 NEP 式的政策异见。为替换被清除的技术人员，斯大林为共产主义青年大办工程学校。³⁸十年之后，一旦这些新受教育的红色青年走上岗位，他们将成为斯大林控制权的关键。

在此期间，大规模工业化只能不经技术专家、另寻他途。斯大林的政治权力基础是省委第一书记，于是他们成了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政治对象。斯大林声势浩大的工业化运动，向各地区许诺了庞大的工厂与经济发展。随着各省争夺中央投资愈演愈烈，项目提案如潮水般涌入莫斯科，附带着乐观、乃至离谱的承诺。³⁹「梁赞诺夫（D. B. Riazanov）在 1929 年四月的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有过一句颇为贴切的评点：『这讲台上的每一位发言者，结尾都归到同一句：给我们在乌拉尔建座工厂，让右派见鬼去吧！〔笑声〕给我们一座发电站，让右派见鬼去吧！〔笑声〕。』」⁴⁰对斯大林，工业巨型化是赢得一场与未知之敌不可避免之战所必需；对城市青年，工业巨型化意味着现代与未来；对省委书记，工厂投资还意味着「肥肉」。一部分对「计划狂欢」之不切实际的压力，正是自下而上、来自省委书记们彼此竞逐的承诺——只要中央肯支持，他们在本地区便能成就什么。换言之，那不切实际的五年计划，喂养着斯大林的政治机器。一场不计代价建巨厂的竞赛就此开场。

这些政治动力在工厂层面带来了组织后果。在 NEP 时期，国有化工厂由厂内一个集体「三驾马车」（troika）经营：一名红色厂长（意识形态正确、却往往技术不合格）、一名技术副厂长（实际管事者）、一名工会代表，三人共事。⁴¹工厂的协作究竟有利于还是有碍于中央目标，取决于这三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随着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在省委书记的撑腰下——升到不合理的高度，三驾马车的协作往往转为合谋的抵制。果真如此，三驾马车在中央眼里便可能被看作「家庭圈子」，而生产订单的完不成（尤其在公审之后）则被解读为「破坏」。斯大林在 1928–32 这第一阶段的回应，是把工厂变得更红、让党来掌管。这意味着清洗技术副厂长，坚持由红色厂长实行独裁式的「一长制」，把工会的角色从保护工人权利改为推行工人纪律，并在工厂内设立地方党小组来监查这一切。斯大林式工业化的基本公式，是先进口花哨的新机器，再单纯地让所有人更卖力地干。对这一公式反应积极的苏联工人（通常是较年轻者）被尊为突击工人、并被提拔进党小组。作为组织结构来看，这是从横向的集体管理，转向纵向的自上而下控制；其转折在于，底层的突击队反倒成了主要握鞭的人，因为他们是党、特别是省委第一书记的代理人。总的说来，这套新的工厂制度确实改善了工人的纪律与干劲，尤其当年轻的突击工人认同了那套关于现代性的「作为文明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时。⁴²这便是双重科层在工厂层面的诞生。

不难看出，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计划」二字是个误称。这份文件其实是一道号令，要不计代价地全力进行工业建设与生产。被力促的不仅是完成、更是超额完成那些狂野的指标。工厂由此被党迅速发展起来，代价（之一）却是失衡、瓶颈、短缺与浪费：「换言之，这个『计划』并不是要去配置资源、平衡需求，而是要驱赶经济一窝蜂地往前冲。譬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最好的执行计划之道，就是生产比计划更多的拖拉机——哪怕这把那些向斯大林格勒供应金属、电气部件与轮胎的工厂的进度表搅得一团糟。」⁴³「用未来的砖头盖今天的工厂，」布哈林轻蔑地咆哮道。⁴⁴换言之，计划达成了可观的经济建设，却没达成投入与产出之供给彼此顺畅相接的经济自催化。那么，厂际的分配与供给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又是怎么变的？

在先前增长缓慢的 NEP 时期，革命前的工厂被编组进「托拉斯」（trust）；这些托拉斯彼此之间、以及与中间的批发辛迪加之间订立合同，分配各自的产品。托拉斯及其合同由一个名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esenkha）的经济机构监管，但那个超级部委既无权力、也无行政能力去逐厂决定产品分配。⁴⁵在列宁治下，能发展出统计机构、头一回测算宏观与行业层面的国民经济账目，已属不易。在计划的早期，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些原始（却堪称英勇）的行业账目，指导的并非生产决策，而是投资决策。⁴⁶

在狂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红色厂长与党的办事员四处奔忙，为各自心爱的工程搜寻急需的物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功的苏联经理，与其说是个顺从的办事员，不如说是个长袖善舞、随时准备走捷径、抓住一切机会压倒对手的生意人。目的——完成与超额完成计划——比手段更重要；有的工厂急需供给，竟伏击货运列车、强征车上货物，所受的最坏后果，也不过是主管运输的当局一纸气恼的抱怨。」⁴⁷「会战」「工业战线上的突破」——这类战时语言被普遍套用于经济。省级党官与他们任命的厂长，在搜寻物资时通力合作。党内的晋升，取决于生产计划的完成与超额完成。

和工厂一样，NEP 之下由沙皇时代继承的非共产党专家经营的中央行政系统，也被「变红」而改造成双重科层。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支，列宁曾设立一个名叫「工农检查院」（Rabkrin）的督察机构，调查传到党这里来的农业、工业渎职举报。在斯大林治下，这个督察机构由他忠诚的格鲁吉亚同乡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e Ordzhonikidze）掌管。工农检查院成了斯大林用来以「破坏」罪名清洗技术专家的工具，因为它正是狂热突击队与党委书记们对各自工厂问题之抱怨的最终归口。一波波检举经此渠道涌入，工农检查院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日益龃龉，怪后者督促工厂纪律不够严厉——而这本不是后者原来的职责。1930 年，斯大林把奥尔忠尼启则从工农检查院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以工农检查院的高层替换掉后者的高层。⁴⁸这两个中央机构实际上合并了，工农检查院的「红人」取代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家。此后，工农检查院作为一个组织日渐萎缩，而那个改组后的超级部委则承担起（对它而言是新的）监视、督查工厂行为的任务。

两年下来，事情变得明朗：一个机构、哪怕是超级机构，也不可能用这种新的高强度督查方式去监管如此众多的工厂。于是 1932 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拆成十七个部，⁴⁹每个部大致掌管一个同质的部门组合，并把陆续投产的新工厂纳入其下。这些新部的首脑如今集体坐进一个政府的部长会议，由作为领袖的斯大林任命他们。⁵⁰托拉斯被并入各部，连同它们管理工厂供应链的职能一并带入。于是，经济支柱从原先的「斯大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工厂」四级，变成了「斯大林—各部—工厂」三级，各部对工厂与供给的控制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从前要紧得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从前只做投资计划；各部则做投资加生产两样计划。中央指令系统就此在中央行政层面诞生。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工厂层面，双重科层都是党在 1928–32 年把自己强加于经济、清洗专家、代之以红人的结果。经济，正如社会本身，不只是要被管理，而是要被动员。

要理解 1936–38 年大清洗那令人困惑的第二阶段——胜利的红人何以突然被成批屠杀——就必须理解党的「会战式」（突击）供给管理，与各部行政式供给管理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是互补）。党的突击storming创造了增长，却也制造了瓶颈式短缺与经济失衡。各部则想把生产投入与产出更好地匹配平衡。随着各部陆续到位，1933–38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变得更现实、更收敛，但在自我执行上也更僵硬、更讲纪律。

像哈耶克（Hayek）这样的人，或许会把中央计划「管理一国供应链」的目标斥为乌托邦幻想——因任务的认知复杂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但由于斯大林新工厂的巨型规模，重工业部门里的工厂数目是以百计、而非以百万计。在苏联重工业里，中央计划在认知上并非不可能；它恰恰在斯大林最看重的那些部门运转得最好。

更严重的信息问题，原来是说谎。红色厂长、技术副厂长与工会的旧三驾马车虽已废除，但厂长与党官之间仍可能有新的合谋。事实上，供给突击使这种合作对成功至关重要。然而，若尽了最大努力仍达不到严苛的生产指标，那么向莫斯科上级歪曲实情的诱惑便变得极大——否则就要丢掉饭碗、丢掉来年的投资。的确，生产与建设指标越苛刻，合谋与说谎的诱惑就越大。⁵¹送进各部的信息失真，使中央计划成了一场骗局；这又使基层厂长与地方干部的处境更艰难，于是他们更合谋、更说谎。当本应彼此查核、互相「监督」的两根纵向支柱，反倒经由连接各岗位的非正式「梯档」日渐加厚而合谋时，双重科层这架梯子便失灵了。

斯大林对此心知肚明：「我们明白，我们手里有的，不是一个由顶尖工作者组成的领导集体，而是一个由亲密朋友组成的小家庭，其成员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相安无事……不揭彼此的短，互相唱赞歌，并时不时往中央送上一份份令人作呕、空洞无物的『成绩』汇报。」⁵²斯大林给这种行为贴上「捣乱破坏」（wrecking，类似他早先的「破坏」sabotage）的标签，从而给眼前发生的事赋予了一种刑事的、而非博弈论的解读。

斯大林对第二阶段家庭圈子滋长的反应，与他对第一阶段工厂三驾马车的反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不是他的控制策略，而是他的阶级敌人：起初的靶子是非共产党技术专家；如今，斯大林自己的党官也被牵连进「捣乱破坏」。狂热年轻工人的突击队，在 1935–41 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中被更公开地动员起来。⁵³这场由中央发起的工人再动员，褒扬并大肆宣传超额完成者的「英雄」生产壮举，还在工厂里为他们组织起带有地位与特权的专门俱乐部。

厂长与地方党官的家庭圈子，曾试图压下调查：既靠拉拢、制裁那些爱抱怨的工人，也干脆把工人的抱怨压着不上报。斯大林对此的回应，是以日益蛊惑的方式绕过他们、直接够到底层。斯大林与斯达汉诺夫（Stakhanov）臂挽臂、身后是滚滚工人大军喜笑颜开的圣像式海报，开始随处可见。只要能在劳动者中诱发出冲突与裂痕，这一招便奏效：它为斯大林派的狂热分子辟出一处安全港，让家庭圈子无从控制。

鉴于他对党这条渠道日增的疑虑，斯大林需要发展一条联通底层效忠者的新渠道；这条渠道后来证明是秘密警察（NKVD）。从组织上讲这说得通，但下面这些数字总叫人猛地一惊：1937–38 年，斯大林杀掉了 681,692 人；⁵⁴他自己中央委员会的 70% 被杀；⁵⁵第二十七次党代会代表中，从 1934 到 1939 年只剩 3.3% 在任；⁵⁶1937 年几乎所有州委第一书记都被免职。⁵⁷1929–32 年的「计划狂欢」，被 1937–38 年的「恐怖狂欢」接续。这场残暴的时机，似乎要归于 1936–37 年的一次经济放缓，它把斯大林搜捕「捣乱者」的行动推上了超速挡。⁵⁸极权主义文献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⁵⁹但晚近兴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文献，试图把责任分散开来。⁶⁰尽管有压倒性的文献记录斯大林的亲身介入，⁶¹看来仍然清楚的是：没有哪一个人能开出如此规模的名单。斯大林的控制策略，一定从某些人那里得到了强烈的正反馈。

除秘密警察自身外，个案研究揭示，这群人是最底层的党干部与工人——一旦斯大林开了绿灯、秘密警察上门记名，他们便成群结队地检举自己「家庭圈子」里的上级。⁶²换言之，1935–38 年间，斯大林放弃了他原来的省委书记政治基础，转而群众动员党内更狂躁的底层。这与他经由斯达汉诺夫运动对同一群人的经济群众动员相呼应。斯大林底层的忠诚部队作出了回应，而检举一旦开始便层层升级，因为人人都抢在邻人检举自己之前先检举邻人。秘密警察由此搜集到关于所谓「捣乱破坏」的大量信息；其中的不一致之处，则用酷刑来抹平。除暴力清洗与处决外，斯大林还经由他 1937 年的斯大林宪法，积极怂恿其忠诚的群众发声、挑战长辈——这部宪法给共产党内的低级职位提供了自由选举（即公开提名与秘密投票）。党的中、上层多数，便以群众「民主」之名烟消云散了。

那么，还剩谁来运转经济与政治的机器？大约在此时，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青年开始从斯大林早先清洗非共产党技术专家时所设的工程学校里涌出。⁶³这些三十岁、毫无经验的新科毕业生，发现自己被召去出任新厂长、部委官员与党委书记。他们头上的职位空缺数目大得惊人，于是这「三八年的一代」经历了可以想见的最迅猛的向上社会流动。他们正是斯大林屠杀的受益者。⁶⁴不出所料，连同斯达汉诺夫式工人与共青团少年一道，这批年轻的受教育干部对斯大林感恩戴德、个人效忠——尽管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当然并未消失。

这批年轻工程师组成的庞大队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及其同侪——一同变老，一同打了一场世界大战，最终作为一群老人一同治理国家，直到 1985 年戈尔巴乔夫接他们的班。对斯大林而言，这一代人除了对他狂热的个人效忠外，还有一个关键好处：他们不再是「红人 vs 专家」，而是「红人兼专家」。结构性矛盾，要靠人事来化解。

干部如此大规模换血的组织后果，是经济支柱（各部）相对于政治支柱（党）的强化。行政机关、各部与党里几乎人人如今都是工程师。1941 年部的数目增至四十三个，相比 1933 年的十七个、1937 年的十九个。⁶⁵部的增殖大多发生在重工业部门。行政上的分化，意味着对各行业更紧的中央监督与控制，哪怕也意味着跨行业协调更难。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军事开支的比例，从 1937 年的 7% 升到 1940 年的 15%。⁶⁶这与 1942 年战争高峰时所达的 55% 仍相距甚远，但已是在一个早有准备的方向上的显著升级。⁶⁷

各部所向往的那种自催化经济图景，简化地呈现在图 9.2 中。苏联经济重工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计划，本应像一台现代的、精良设计的机器：在因专业化大规模生产而极尽高效的巨型工厂之间，平顺地循环供给。这种循环并不需要自由市场，因为生产订单与转拨都按反映公共需求（而非私人需求）的行政价格，经由国家银行账户结算。这台「科学设计」的经济机器，主要是为战争而建。农业与消费品被无情地挤榨，以喂养它，但成败是以重工业、而非以那些别的部门来衡量的。

检验斯大林「清洗与群众动员」这一宏大战略⁶⁸是否管用的终极考验，是战争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无须我赘述，我只想强调：那些事件最终如何把经济各部的系统锁定下来。随着希特勒的闪电战攻入乌克兰、波罗的海与高加索，约莫一半的苏联工业经济被摧毁。⁶⁹一些关键的机器、技术与熟练工人，赶在坦克之前从西往东英勇撤运，得以保全。这是突击的卷土重来，且来势汹汹。说这个政权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命悬一线，绝非夸张。连政府都从莫斯科撤离了。因此，最终的军事胜利是个耐人寻味的谜。

据我所读，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对苏联军事经济这种出人意料之韧性的问题，挖得最深。尽管乌拉尔受保护的工厂始终在源源不断地造军火，哈里森却表明，1941 和 1942 年苏联的经济计划大体崩溃了。各类国家官员转而靠危机管理，把全国每一份资源都搜刮出来送往前线——乃至饿着俄国人口。然而从 1942 年底起，东部得到增援的重工业工厂、以及经营它们的各部，又轰然恢复运转，以超过德国人的速率生产飞机、坦克及其他军火。⁷⁰苏联军事生产最终的这种优势，作何解释？哈里森的答案是大规模生产。苏联（巨型）工厂与军火生产线的数目与质量，都远逊于德国人；⁷¹但苏联以海量造出其同质、较低质的武器。德国人则更看重更先进的工程质量与多样性。闪电战中，质量占了上风；但最终，消耗战与单凭数量取了胜。

自科尔奈（Kornai）以来、甚至更早，贬低苏联计划经济效率就成了风尚：供给瓶颈、囤积、缺乏技术创新，皆是痼疾。在不否认这一明摆着的现实的同时，人们也太容易就此忽略了苏联经济核心处那个军工复合体的力量与效率。苏联经济麻烦的一部分，源于中央计划固有的信息问题与合谋；但另一部分，源于有意把如此多资源转向战争。在重工业这样高度集中、工厂节点不太多的领域，中央计划能运转得不错。⁷²图 9.2 所勾画的那种自催化的生产与供给反馈，关乎的是供应链拓扑与投入—产出量的平衡，而非关乎资本主义。原则上，它既可由中央指令、也可由私人市场来达成。我主张：在苏联，中央指令确实在其经济的军工—重工业核心里，达成了自我再生产的自催化。

重工业自催化的组织锁定物——也就是涌现出来的行动者——正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各部。重工业的经济集中，强化了中央各部的政治权力；而中央各部的政治权力，又维系着重工业在苏联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诚然，经济的其余部分被剥削去服务这一核心，但农业与消费品并非目的。无论苏联公民作为消费者作何感想，作为爱国的士兵，他或她可以引以为豪。

这就是斯大林治下双重科层的涌现。起初，经济上的中央指令「系统」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投影。继而，大清洗给了各部一种它先前不曾拥有的、相对于党的自主性（尽管仍臣服于斯大林）。两个阶段都由「清洗与群众动员」这一发生机制所诱发，只是施于不同的靶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从恐怖中涌现的中央指令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与协同演化的锁定。⁷³把这一切例行化的组织催化，是官职名录制那套社会流动的任命系统——它为「三八年的一代」造就了集体生平，为领袖造就了「权力的循环流动」。家庭圈子由系统内的结构性矛盾所诱发；但当向上社会流动率高时它们被缓解，当流动率放慢时它们又卷土重来。⁷⁴

赫鲁晓夫Khrushchev

我对其余几个共产主义个案的处理，不会像对斯大林那样详尽，因为依我判断，他仍是此后各共产主义政权——甚至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遗传密码」。双重科层被其他领袖推向了不同方向，结果各异；但它一开始之所以是双重科层，正因为斯大林。那个奠基的模板，塑造并疏导了此后的种种协同演化轨迹。

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苏联的统治扩张到覆盖东欧、影响中国，苏联成了一个帝国。在国内，斯大林以独裁者的身份经由各部与临时委员会进行统治，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不再开会。1953 年他一死，他的精英爪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便联手除掉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Beria）。随之而去的，是古拉格与恐怖，以及它们所造就的快速社会流动。家庭圈子又开始繁茂起来。

一场接班斗争，把马林科夫与莫洛托夫（根基在各部）的权力，与土头土脑的赫鲁晓夫（前农业干部、乌克兰与莫斯科的党魁，根基在较弱的党）的权力对立了起来。赫鲁晓夫效仿早年的斯大林，培植起一台由省委书记任命构成的党机器。巩固了根基之后，1956 年他经由在复会的党代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对同僚发动了一场戏剧性的派系攻击。这篇咄咄逼人、情绪激烈、于午夜长达四小时的报告，记录并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⁷⁵在全世界范围内，它把匈牙利震入了暴动，也疏远了毛。在国内，它把深陷其中的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逼入退却，同时回避了赫鲁晓夫本人的罪责。

把这场接班斗争归入「经济改革的政治」的理由，在于国民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y（совнархозы）。赫鲁晓夫这项在报告数月后推行的分权经济改革，废撤了中央各部，把它们的计划职能与人员移交给新组建的、由省委党书记掌管的地区经济委员会。这项改革的政治目的对所有人都一目了然：解散对手的权力基础，壮大支持者的。他的对手在 1957 年六月以一场未遂政变作出回应：主席团（政治局当时的称呼）多数成员投票罢免赫鲁晓夫。他靠拖延、并坚持须经中央委员会全会确认而顶住了他们——他的支持者疯狂地从全国各地把中央委员会的省级成员空运进京。这场戏剧性的政治反击，不仅是赫鲁晓夫对其对手的胜利，也是党对中央各部的胜利。马林科夫等人遭流放（但未被处死）。国民经济委员会那分权的经济学，正是赫鲁晓夫胜利之政治的核心。

倘若协同演化简单到只是「政治挂帅」，那么部委主导的双重科层就该到此为止，斯大林主义也大致可以被遗忘了。然而，从多重网络反馈的视角看，耐人寻味的是：在赫鲁晓夫这场振奋人心的胜利之后不久，他便开始一步步向经济的再集权回撤。中央经济各部一旦没了，经济便下滑，因为工厂的供给问题增多了。这项改革的经济构想本是：地区经济可以自行发展，地方轻工业发展起来去喂养巨型工厂，省级党组织从中统筹这一切。这未必恰是市场，但区域性的自催化（即便算不上自给自足）可以随之出现，而中央计划则只需管一件事——安排省际的资源调拨。

问题不在于省委书记不爱这套。他们的热情，和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下的前辈如出一辙，地方上的经济长袖善舞重新冒头，取代了与莫斯科的物料谈判。⁷⁶问题在于经济集中早已走得太远。他们需要把自家专业化的巨厂对接上去的那些专业化巨厂，位于别的地理位置；而他们想要的，是在自己有筹码的本地就近找供给。省委第一书记们抗拒把宝贵资源拱手让给彼此。结果，供给瓶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无论地方党官的长袖善舞多么有创意。本来就更愿住在莫斯科、而非乡下荒僻之地的苏联工程师们，开始公开把地区改革贬为「赫鲁晓夫的异想天开」。于是，斯大林从坟墓里，借由工业高度集中这件器械，击败了那个曾谴责过他的爪牙。

赫鲁晓夫的故事还有下文：缓慢的经济再集权，最终连他赖以起家的省委书记们也疏远了。正因如此，赫鲁晓夫于 1964 年被推翻，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则把赫鲁晓夫拆掉的经济各部重新组装了起来。但以上已足以表明斯大林主义系统的韧性：它能吸收一场对其核心的巨大改革扰动，而无长期影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与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在一种紧密的反馈中彼此再生产，哪怕恐怖与造就它们的社会流动都已停止。行政管理取代意识形态群众动员，成了首选的管理方法。家庭圈子广为繁衍；这一点将在戈尔巴乔夫一节里讨论。

毛泽东Mao

毛，至少可以说，和斯大林一样是个复杂的角色。我只讲毛故事中最低限度的内容，以便（甲）表明毛的种种抉择同样为双重科层所结构，（乙）确立毛留下的那份结构遗产——它后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翻转入所谓的「资本主义」。我将论证：与国民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y相似的毛式经济分权，正是日后邓治下这场转型在政治上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中国的工业体系，是 1950 年代初由苏联顾问搭建的，于是中央指令经济、重工业偏重与双重科层，都随这套方案一并到来。尽管中国从日本人那里继承了满洲的一个重工业基础，1950 年代的中国却像 1920 年代的俄国一样，是压倒性的农业社会。那套苏联式的工业经济，虽是毛极高的优先项，在中国的土壤里也得花些时日才能长成。遵照苏联建议，现有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当然，没了被废黜的资本家），多在沿海，被聚拢起来朝着商业集中迈进。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8）的重心，压倒性地落在重工业上：投资预算的 48% 投向重工业，相比之下，对应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 42%。⁷⁷北京设立了中央计划部委，指导这些大厂的建设、统筹其供给。苏联式的「一长制」与统计核算（两者都相当不合中国的传统与识字率）被引入，用以从内部经营这些大厂。

有了这套进口的苏联框架，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协同演化大体上与苏联相似，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尽管二者有显而易见的差别。⁷⁸毛 1958–60 年大跃进的政治与经济，与斯大林 1928–32 年集体化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与经济有相似之处；毛 1966–69 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斯大林 1937–38 年大清洗的政治有相似之处。连它们各自两阶段之间的时间间隔都相仿。差别也够明显：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农民，苏联共产党扎根于城市无产者；斯大林屠杀对手，毛则只「整顿」对手。但在我寻找一般原理的过程中，我会同样多地着眼于相似、而非差别。

萌芽中的中国计划工业经济，受制于和苏联经济曾受制于的同一套宏观经济周期：投资驱动的急速增长（多在重工业），继以因随后供给失衡而来的紧缩。中国第一次这样的紧缩与经济混乱出现在 1956 年，其时新的重工业建设与原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远远跑在了原始中央计划驾驭这一切的能力之前。加之 1956、1957 年是中国的歉收年，因为第一轮集体化刚刚完成。这些经济事件，最终成了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的刺激。但双重科层是经由政治这一媒介，把那个原因连到那个特定结果上的。大跃进虽代表着对成熟的二战后苏联模式的拒斥（或至少是大幅改动），却也代表着对斯大林早年 1928–32 年所追求的那套发展政治的重演。

在农业集体化一侧，中国的经历不如苏联暴烈。这归根结底关乎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是个农民政党，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是个无产者政党。多数中国干部出身农村；自土改以来，他们一直与农民同住、领导着农民的村庄。中国地方干部对集体化自己的乡邻极为热心，部分是因为这增加了他们的地方权力。对富农的阶级战争是温和的，⁷⁹背景里没有古拉格那样的东西。尽管如此，农业生产仍因集体化而受损。中国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不喜欢自己刚分到的私人地块被收走。撇开经济上的小磕绊不说，到那时为止集体化在政治上的顺当，鼓励了中国领导人去想着更进一步。倘若他们决意如此，几乎可以指望地方农村干部会热烈响应。

在工业化一侧，歉收连同周期性紧缩，构成了双重打击，因为在中国一如在苏联，从农业里的榨取代表着投资资源的终极来源。面对这些迈向快速经济发展时「正常」的路障，⁸⁰毛与中国领导层做了斯大林在 1920 年代末做过的同一件事：转向党去搞群众动员。这不仅意味着基层的地方干部，也意味着那些为本地区急盼投资、发展与「肥肉」的省委书记。

我将论证：大跃进之所以层层升级，是因为党的热烈响应；但起初，更渐进的改革步骤是 1956、1957 年由中央领导层启动的。这些步骤授权党更深地介入经济管理。第一步，1956 年八月，是工厂层面的改革：从厂长的「独裁」管理，后退到由工厂党委进行集体领导。⁸¹这恰与斯大林所做的相反。这一逆转的国际背景，是赫鲁晓夫那篇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提倡集体领导的秘密报告。第二步，1957 年十一月，是「所有制」层面的改革：除重工业的大型企业外，工厂今后将由省及省以下层级的政府计划机关管理。⁸²其国际背景，是赫鲁晓夫那场拆掉中央各部、把人员下放到各省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改革。换言之，可以说赫鲁晓夫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比对苏联本身还大。毛并未走到废除所有中央部委的地步——重工业的大型工厂他保留了——但他确实把中央政府 80% 的企业下放给了较低层级的政府。⁸³第三步，1958 年九月，发生在中央计划层面：在工厂的双重科层从属关系中，强调地方当局优先于中央各部。⁸⁴当一切尘埃落定，共产主义国家在法律上仍拥有中国的每一家企业，但「所有权」如今是按地域层级分层的，而非像苏联那样压倒性地集中于中央。图 9.3 呈现了中国共产主义国家对企业「所有」的一个直观图示。

所有这些工业改革，都直接增加了省委书记与地方党干部的权力，而以部委和专业官僚的权力为代价。于是，成熟的苏联是一种偏重各部的双重科层，而共产主义中国则是一种偏重党的双重科层。这些改革在中国党的各对象中，和在早年斯大林、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一样受欢迎。

在大跃进的发展故事里值得停一停，以点明：为何对中国经济未来轨迹如此关键的领土分权，会被中国所拥抱，而赫鲁晓夫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却被迅速拒斥。答案前文已有伏笔：到赫鲁晓夫的时代，苏联工业经济已远比 1950 年代的中国经济集中。中国或许正走在通往苏联式超级集中的路上，但那还远在未来。中国经济数百年来一直是区域分散的。⁸⁵行政分权契合中国这些传统的「自然」贸易格局，并把它推向——实则是加剧了——区域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区域内贸易经由党、而非经由传统市场来流通。⁸⁶用我的话说，既有的区域生产自催化，经由国民经济委员会被驾驭、吸纳进了中国的党；而在苏联，那些区域自催化早已被超级集中所摧毁。出于「自然」与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两个相得益彰的缘由，中国地方计划者优先发展经由本党的区域内供给网络，并抵制区域间调拨。反过来，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在中国这样去集中的经济里（满洲除外）简直是噩梦。中国的中央各部对自身权力的丧失有所抗议，但不太激烈——他们最大的工厂并没有被夺走。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组织上的先声，是因为它们把省级党疏导进了经济。但真正的大跃进，是 1958 年随人民公社运动而发动的。这项中国共产主义的创新，把村庄大小的合作社聚合成一万到三万人的大得多的生产单位。公社这个创新构想，并非从毛的脑门里整个儿冒出来的。它是从省委书记那里自下而上渗上来的，⁸⁷毛在他无数次的全国巡视中会见了他们。毛本人当时的讲话强调的是生产提速（农业与重工业两方面都要），而非任何具体的提速办法。公社是在 1958 年上半年三场党的动员会议上，作为灵丹妙药浮现出来的——这几场会议毛在外省（杭州、南宁、成都）召开。等到这几场近乎布道复兴式的、毛与「他的人民」之间的会议开完，1958 年五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官方决定，便早已是预定好了的。

公社的目的是多重的：

1. 经由强化体力劳动、而非经由机械化，去突破农业的瓶颈；⁸⁸
2. 在冬季动员千百万农民去搞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如水坝与灌溉；
3. 也动员农民去做农村工业劳动，既有轻工业，也有小型版的重工业，如「土法炼钢」与地方发电；
4. 经由公共食堂、托儿所与给老人的「幸福院」，把私人生活公社化；
5. 从而把妇女投入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家门以外的工作；
6. 从而腾出男性迁往城市、去大型重工业里做工（偶尔有回家探亲的权利）。

当然，这一切都给了党的干部对农民生活更大的权力，实则是垄断式的控制。

对信徒，这是一场朝向未来、激情澎湃的农村冲锋——「作为文明的斯大林主义」的农耕版本。对不信者，这是一座古拉格。在实地，有人干得太狠，有人干得不够。鉴于它在农业上造成的灾难，人们常忘了大跃进其实在工业化上是个成功。先进重工业工厂里的工人数，从 1957 年的 450 万增至 1958 年的 1,750 万。算上小土炉，工业工人从 1957 年的 557 万增至 1958 年的 3,550 万。这番额外的努力，转化为钢产量从 1957 年的 535 万吨，增至 1960 年大跃进收尾时的 1,800 万吨。抵消这一增长的，当然是农业劳动力从 1957 年的 1.92 亿降至 1958 年的 1.51 亿。农业产量 1958 年尚持平，随后从 1958 年的 2 亿吨暴跌到 1959 年的 1.7 亿吨、1960 年的 1.435 亿吨。⁸⁹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夺去约两千万条性命的大饥荒。

1961 年，大跃进／饥荒结束。进城的外来男工连同每一个能调动的干部，被迟来地命令回到农场，去设法收拾这场灾难。毛生着闷气，退出了一线领导，让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起初都支持过这个主意）与陈云（他没支持过）这些人去主持修复失衡的经济。⁹⁰公社未被废除，但被掏空了：公共食堂取消，粮食生产指标下放到 10–20 户的更小的生产队层级，5% 的土地划给农户私人地块。还有一场争论：要不要批准一种自发地、为应对许多省份的饥荒而冒出来的进一步分权——即由各家农户与生产队订约、承包自己那一份指标，超出承包额的产出归自己所有。⁹¹领导层里刘—邓—陈一方，批准了这种把生产队指标自发下放到农户的做法，因为它增加了产量。毛起初因紧急状态而含糊其辞，但随后在 1962 年迟来地把这一延伸抨击为右倾、是变相的资本主义。后来，这一冒头被冠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在工业一侧，中小企业所有制向省及以下层级的分权没有被撤回，但各级的行政计划与企业内部的统计基础设施被收紧了，由那位炉火纯青的官僚陈云掌管。最重要的是，过高的生产指标被放宽。经济经由这些缓和性的步骤慢慢恢复。

我在大跃进上花的时间多过文化大革命，因为经济问题在前一事件中介入得更核心，也因为我相信：文化大革命与邓后来向「资本主义」的转化，两者都包含在那桩更早事件的残余之中。换言之，取大跃进的结局，把它两极化，你便同时得到了文化大革命与它的对立面——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让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在政治领域，从网络视角最该盯住的，是共产主义内部个人网络（关系 guanxi）的生长。我从一个比较的谜题入手：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文献，多强调横向的「家庭圈子」——它们为保护省与工厂、抵御来自中央的过度压力而生；⁹²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则多强调纵向的庇护—依附关系——它们自中央向下蔓延。⁹³沃尔德（Walder）有一个更进一步、颇有意思的观察：中国共产主义的依附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他的意思是，个人忠诚是在那些表现出共产主义热忱的人之间纵向地生长起来的。⁹⁴换言之，在中国，意识形态与人身依附并不矛盾，而在苏联它们却常常矛盾。

假定这些有见地的印象不差，⁹⁵我认为不必诉诸文化本质主义来解释它们。当自上而下、来自中央各部的纵向压力很硬时（如在苏联），厂长就需要横向地伸手够到省级党干部——既为合谋以颠覆那些压力，也为找到达成压力所需的供给帮手。但当各部被分权时（如在中国），所有压力都顺着党这根支柱往下来。当这股自上而下的压力与「增加地方干部的地方权力」相一致时，它最受欢迎；而当不一致时，有效的防御（如果有的话），更多地要在中央有力的庇护人那里找到，而非在地方那些无权的厂长那里。中国地方官员绕开不肯配合的顶头上司，靠的是越级去够上司的上司——只要非正式的关系给了门路。反过来，在中国，地方党官横向伸手去够本地厂长，在政治上一无所获，因为厂长并不有权。中央的党官，则从这些慢性的、自下而上的求援中收割派系好处。

因此，正式与非正式网络在两地都彼此渗透，但因为正式的不同，那起平衡作用的非正式的也就不同。于是在苏联，个人互助的横向非正式网络，横切着经济权威的纵向链条；而在中国，政治庇护的纵向非正式网络，横切着经济所有权那分权的正式层级。

第二点关于网络的评论，也有助于理解两者各自的协同演化：精英团结的程度，塑造着非正式网络在政治上的行为方式。一个团结的精英层（如大跃进之前的中国），赋予纵向依附关系之「树」以巨大的动员潜能。但一个分裂的精英层（如大跃进之后的中国），则使纵向依附之树碎裂成一个个派系。反过来，层层嵌套的家庭圈子（如苏联），不给领袖提供任何可供撬动、以击穿一层层横向消极抵抗的纵向依附之绳。系统留给这样一位领袖的主要改革选项，是那更戏剧化的一种：伸手到系统之外，从下面把横向的盖子炸开。斯大林经由秘密警察这样做了；戈尔巴乔夫经由民主这样做了。而纵向的网络派系，让邓得以避开这些核选项式的改革。

最后，要解释二者不同的轨迹，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相较于苏联经济那种区域自给自足的倾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⁹⁶苏联那种区域专业化与企业超级集中，意味着经济自催化可以由各部在全国层面、在重工业的巨型工厂之间生成。与之相对，图 9.3 那种政治上分权的所有权结构，则把经济自催化更多地推入区域之内——经由连接地方轻工业的投入与产出。

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既引人入胜、又令人痛苦的故事，我只透过本分析的透镜、示意性地讲一讲。不取通常那套「毛干的」，我强调的是：大跃进随着精英层失去团结，把纵向的非正式纽带碎裂成了派系。毛作为开国者的个人魅力幸存了下来，但他那套左倾的经济动员政策，在许多人眼里已失去正当性：在计划者与官僚眼里，在广大农民眼里，尤其在他自己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拼命的努力炸在自己脸上的省委书记眼里。倘若毛甘心让国家把他制成标本、做成墙上一张张笑眯眯的大照片，刘、邓、陈本可以带着他们从大跃进不满之网络灰烬里搭建起来的、更保守的派系，把政策推行下去。但红军——人民解放军，处在双重科层之外——给了毛一个避开被防腐处理之命运的政治选项，让他得以继续为自己的梦、为他自己而战。⁹⁷

毛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斯大林的大清洗。红卫兵是毛的突击队，如同斯大林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人；毛的红军则如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也就是领袖可用来痛击一个企图甩开他的双重科层的「第三根支柱」。和斯大林一样，毛击败了他新发现的敌人、摧毁了自己的党，⁹⁸但与斯大林不同，毛没能有效控制住他年轻的朋友。或许单凭「杀」就足以解释这一差别，⁹⁹但《小红书》也终究不是工程学校，无法把暴怒的学生收编进某种更有生产性的东西里去。结果，不是合作，而是毛的一个朋友——红军——最终不得不被召来碾碎毛的另一个朋友——红卫兵。党一旦被摧毁，人民解放军便被迫去经营经济。文化大革命始于一场精神的净化，终于一个军事国家。

文化大革命主要并不关乎经济，但经济后果仍很严重。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都被免职。经济各部与中央计划崩溃，于是连陈云那点温和的经济再集权也被推翻了。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像政体那样糟糕地崩溃。¹⁰⁰区域性的经济自催化与模块化，给了中国一个比「区域专业化加更高效的省际贸易」更有韧性的缓冲，来抵御政治动荡。大跃进下党的治理太多，毁了中国经济；文化大革命下党的治理太少，却没有。文化大革命摧毁的主要不是经济，而是干部中间对群众动员（无论以党之名还是反党）的政治支持。经济分权得到了强化，尽管这一次并非出于设计。

邓小平Deng Xiaoping

以西方标准衡量，毫无疑问，邓小平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共产主义经济改革者。¹⁰¹单以经济标准来量，他所完成的中国转型简直不啻奇迹。事后归因的倾向，是把他奉为天才。但与毛不同，邓并无乌托邦式的愿景。他那句著名的实用主义宣言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邓的精明无可置疑，但那精明的实质，并不是一个高明计划的巧妙执行。受希尔克（Shirk）访谈的中国经济学家，似乎最好地抓住了他与盟友的领导风格——他们说：「碰到松动的石头，就推过去；石头推不动，就不白费力气去推。」¹⁰²换言之，邓是在因应他所遇到的、他所继承的东西。他是个领袖，但是个自催化式的领袖，是他所栖身的那个动态系统的一部分。¹⁰³

图 9.4 简化地概览了邓改革背后的政治。标着「左派」与「改革派」的两栏，对应着双重科层：后者扎根于毛所摧毁的省级党组织，而前者最后的堡垒，是毛与「四人帮」退场之后的中央各部。最左边那一栏，是军队这第三根支柱——毛为文化大革命、为对付他自己的双重科层而在政治上动员了它，到头来正是它在治理着国家。多数西方人所见、所记得的，是经济改革者邓；但邓的另一张面孔，是天安门广场。在与那些先前曾把他流放的左派的斗争中，邓在他改革派与军队这两条政治腿之间来回切换。毛死后、邓一旦掌权，他本人在中国并不占任何重要的正式职位——党的总书记、经济上的总理、或主席——而宁愿在幕后经由代理人非正式地运作。他也不像斯大林或毛那样发布明确的意识形态偏好，而是让别人来就他，把自己当作那个垄断性的经纪人。这种治理结构，与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稳健行动robust action」相似。¹⁰⁴像科西莫一样，邓是一座斯芬克斯，被旁人含混地解读——直到有一天，一柄剑出人意料地落到他们头上。

这套政治是如何涌现的，其经济后果又如何？多数评论者强调邓在 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那些经济改革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财政分权、特殊的国际贸易区——给不明就里的读者一种「有意设计」的印象。从政治视角，希尔克把这些经济改革称作「向外省示好」。这些改革在我的叙述里也会出现，但是作为因应、而非作为设计。无论多么像市场，共产主义的经济改革都须从共产主义的视角作因果性理解，而非从后共产主义的视角作目的论式的理解。新系统，是旧系统零件的重新接线。

因此，让我对邓治下协同演化动力的考察，不从经济、而从军队——毛停下的地方——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邓最初的政治支持基础是人民解放军。只有在他那些年迈的将军基础选定了他之后，他才旁逸进经济、进「向外省示好」。1976 年去世前两年，毛把邓从流放中召回。¹⁰⁵当其时，人民解放军无论在行政上¹⁰⁶还是在政治上都极有权势，加之乱象仍旧四处弥漫，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很高。事实上，1971 年，那位人民解放军首脑、狂热盟友、毛的钦定接班人林彪，在企图刺杀毛、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于逃离中国的途中坠机身亡。林在军中所有的左派支持者随即被清洗。这场清洗削弱了毛对余下那支更职业化之军队的控制，因为林的红色派系一向是毛统治的器械。在生命衰朽的末尾，毛不再是一个能动员千百万人的强势领袖，而沦落到在精英派系间纵横捭阖、玩一种宫廷阴谋的政治。

毛把邓从文革流放中召回，有两个原因：替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去主持经济，以及让八大军区司令同时对调、以削弱他们合谋发动新政变的集体潜能。「这笔交易的要件清清楚楚：将军们交出政治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保证——〔总理一职〕将被托付给一位可信赖的老同志稳妥的双手。」¹⁰⁷邓只干了一年，毛便又一次把他罢免，因为毛不信任邓对待新岗位那种非意识形态的态度。¹⁰⁸但这桩事件揭示了邓在后林彪时代军队中的人望。将军们对邓的支持（未必是反毛的），扎根于他们共同的长征岁月——那时邓本人也曾是一名年轻的将领。对军队效忠的争夺，始终是 1976 年毛逝世与 1978 年邓登顶之间那段过渡期政治的拐点。

最狂热的毛派，「四人帮」，在毛死后仅一个月便遭逮捕，他们在文革中的多数省级支持者也被清洗。¹⁰⁹没有人——尤其是军队——再要他们了。邓小平于 1977 年年中再度被召回，但还不是最高领袖。邓和他的老朋友们，仍得对付毛钦定的接班人、新主席华国锋，以及在北京拥护华的余下左派。苏珊·希尔克（Susan Shirk）在其富有洞见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把接班斗争当作邓在后毛时代成功经济改革背后的主要政治驱动力。我不否定她的分析，事实上我是在其基础上建构；但邓与华之间的政治较量，从一开始就显得力量悬殊。老资格的邓，对机器的各个部分都有深而广的非正式联系，而新来的华，只有正式国家职位这点资源。过于专注于后毛时代的事件，有可能错失这些当代事件所坐落其上的、更深层的历史轨迹。¹¹⁰

华国锋的行为，正如人们对一个权力基础在中央各部的人所预期的那样。他试图复活斯大林主义的重工业增长战略，这一次的资金来源不是农业榨取，而是石油出口。不巧的是，工程师没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石油，于是华雄心勃勃的五年中央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财政告吹。但这桩事件也揭示出：斯大林主义在中国依然活得好好的。

邓联盟中第二个、更具活力的一半，是他那一连串著名的自由化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是经由标准的共产主义领袖行为——也就是伸手动员地方与省级党干部——而涌现的。除缺乏历史眼光外，观察者常常认不出邓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共产主义行为，主要还有两个「反转」。第一个策略性的反转是：通常是共产主义领袖发起、对象响应，而在邓这里，却是对象先响应、领袖再发起。作为一种领导风格，这一手意义重大：邓本人及其政策目标，因此显得高深莫测。但就反馈而言，无论谁先启动那个反馈循环，政治领袖与党的对象彼此给予的正向强化，都至关重要。

第二个易致误解的反转是：在共产主义双重科层里，领袖与省委书记之间的反馈，通常在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都导向集权（即所谓「权力的循环流动」）。在邓的个案中，它确实在政治领域导向了集权（或更准确地说，再集权），但在经济领域却导向了分权。解释这一与标准共产主义动力相背离的、出人意料的经济结果，正是「邓之谜」的核心。

我对这个谜的长时段解答是：邓那个稳健行动的政治联盟，是在图 9.3 那副承自毛的行政格栅上发展起来的。短期内，那棵树顶端的中央计划与较低处的省级计划之间的行政壁垒，被图 9.4 那层派系的叠加所加深。随着经济改革展开，这棵领土「所有权」之树的顶端与底端被脱钩了（除经由财政转移之外）——中央留守中央计划，各省则岔开、化为「地方政府办企业」，¹¹¹自由地在区域准市场中交易。从首都伸入各省的超级专业化巨厂的触手，比苏联要少得多，远不及那般密布。

邓经济放权的第一步，是农业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给予各个农户一项权利：在向国家交足规定的粮食指标后，与本生产队订约，把任何余产拿到复活的农业私人市场（即村集市）上出售。¹¹²1978 与 1980 年的这项改革并非邓的主意；它是把在基层迅速扩散的做法予以正当化。地方党干部作为「地主」、农民作为「佃户」之间的分权交换关系，是对那些非正式制度的复活——这些制度最初是在大跃进饥荒末期偷偷出现的。

杨（Yang）已记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1978–80 年间，在那些大跃进中遭破坏最惨、且在地理上离北京最远的省份——如安徽、以及邓的家乡四川——扩散得最快、最广。¹¹³因此，年迈的邓的第一项「市场创新」，乃是一次回到 1962 年——回到大跃进之后、中年的邓与陈云短暂主政的那些日子。

这第一项经济改革的政治是什么？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拥护似乎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得了个人收入。但共产主义政权可不以「因为农民喜欢就去做某事」而著称。农业中市场的扩散，恰恰与邓为推翻华而进行的接班权谋同时发生。一如他的惯常作风，邓并不提出「我要这个」这般直白的东西。相反，他过渡期政治的核心，是那个认识论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¹¹⁴这一口号对着的，是华那句「凡是毛说的都对」。与那句红色口号相一致，华在农业上极力主张复活毛的人民公社。邓并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反对它；他只是主张地方试验。

给农民的、在计划边缘的农业市场之所以扩散，是因为地方党干部想要它们。在他们自己的公社内部，家庭承包合同是公社党的领导可以分给地方支持者与朋友的、无比值钱的好处。尤其那些在大跃进中受过苦、又远离北京工作的干部，纷纷投向邓，因为他的口号给了他们政治上的掩护，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更铁杆、离北京更近的毛派，并不直接受这些试验威胁，因为只要红色那一套对他们管用，他们尽可继续。省委第一书记们对这种扩散态度谨慎，观望着政治风向往哪边吹。总的说来，只要不因此挨中央的罚，他们对地方干部所喜欢的东西是持开放态度的。没有了毛与斯大林那种歇斯底里，邓凭着他的真理标准，实则正经由依附关系，把党、尤其是各省的地方干部，一点点拢到自己这边。

邓经济改革序列中第二个具政治后果的步骤，是财政分权。这是图 9.3 所示的毛式行政分权所使能的政策改革。正是这项「向外省示好」的改革，最充分地把省委第一书记们拉到了邓这边，从而巩固了他稳健行动联盟的「省级之腿」。

财政分权，就是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用到国家财政上。¹¹⁵所有省级政府都与财政部就「应上缴中央的税收资源水平」谈判财政合同，省级政府随后可自由留下任何超收的部分，用于自己的投资。在这项改革之前，理论上所有省级税收与企业利润都流向中央，其中一部分再经由中央国家预算向下重新分配给各省。一个日渐扩大的漏洞是：各省有时被授权保留「预算外资金」，用以资助毛那些散布各地的倡议。从中央视角看，这个漏洞的一个问题是：各省常设法把大量资金藏进这个预算外科目，从而少缴中央。¹¹⁶

这项财政分权改革如何发展的政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依附政治相似，只是规模更大。1977 与 1978 年，江苏与四川两省¹¹⁷请愿并获得财政部批准，在试验基础上试行多种新的财政管理与收入分成方案。财政部通常抵制分权，这次却批准了这些试验，把它当作在自己那份份额上获得更大可预测性的途径。这些收入分成试验被双方都判为成功，财政分权遂于 1980 年正式在全国推行。希尔克敏锐地强调：不同省份在这些财政收入分成安排的合同细节上受到不同对待——她把这种领土差别叫作「特殊主义的缔约」。¹¹⁸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以及最初的省级创新者江苏与四川，得到了最好的条件；而北京、天津、上海这些中央大都市、邓派系对手的据点，则得到了最差的「试验性」财政合同。不出所料，省委书记们对邓的热情，与他们所得条件的慷慨程度成正比。从经济视角看，邓的早期改革像是市场；但从政治视角看，它们是建起邓个人派系第二条腿的依附。

沃尔德（在城市一侧）与戴慕珍（Oi，在农村一侧）已记录了财政分权所引爆的、企业家式国营生意的激增。¹¹⁹正如农民在获准收割利润时（哪怕没有私有产权）会抢着多种庄稼、更卖力地耕作，省与地方政府也在获准收割其治理收益时，把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投入「自家的」地方企业、并把它们管得更好。某些私人利润，叫作腐败，无疑是存在的。但实地报告表明：给地方政府的、摆得上台面的集体利润，已足以把「作为榨取者的政府」变成「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地方与省级政府彼此竞争——以蒂布特（Tiebout）式或「地方主义吆喝」的方式——看谁能更快地发展各自的依附企业、发展自己的地区。这在共产主义内部并非闻所未闻，因为同样的事在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下也发生过。所不同的当然是：在斯大林治下，地方政府争夺的是来自中央的投资；而在邓治下，地方政府是拿「自家的」钱在竞争。

从组织上看，这些政府办的企业有意思之处在于：它们是含混的混合体——半政府、半私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内部的私营」。¹²⁰在匈牙利发生过类似的事：匈牙利公社与大型国企的国家雇员，组成私人合伙，在下班时间使用国家资产，把大部分市场利润再转回给主办的企业。¹²¹在中国，地方国家几乎留下了全部利润，但它动用其干部的派系与关系（guanxi）个人网络，去与（多为区域内的）供应商和产品消费者发展交换关系。这不是「市场对抗国家」，而是「市场渗透国家」——或者用它更恰当的共产主义标签来叫，这是突击的又一次重演，只不过货币化了。中国在这个古老苏联主题上的创新是：如今，在党内往上爬要靠赚钱，而赚钱又要靠在党内往上爬——因为爬上去了，就能撮合更多、更广的交易。

鉴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未能成就任何近似的东西，值得重新强调中国经济起飞的结构前提。毛治下的行政分权，使邓治下财政分权的政治成为可能。在经济上，它强化了中国各领土经济中的区域自催化、乃至区域自给自足。有了这一布局，地方政府便能激励、引导自家企业更卖力地干，省级政府也能在自己的区域集群内安排投入—产出的供给协同，¹²²而不受中央各部干扰。反观苏联，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只会把事情交给那些防御性合谋的家庭圈子——它们在本地为自家的超级专业化巨厂找不到足够的供给。除不同的行政结构外，还有不同的非正式网络结构，后者适配于前一种正式的差别。政府结构与网络，把经济发展推上了不同的增长轨迹——中国走轻工业，苏联走重工业。

在 1979 至 1985 年间，第三项自由化改革也得以推行：在沿海港口设立经济特区，以发展国际贸易。它们令人想起殖民主义的通商口岸：与外国人进行经济接触的特殊区域，被隔离开来、免得污染社会的其余部分。这对中国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几乎无须强调。但沿海各省支持这项改革、从而支持其发起人邓的政治，与支持财政分权的政治如出一辙。在这全部三项改革中，从经济视角看像是市场自由化的东西，从政治视角看都是派系依附——「向外省示好」。随着市场扩张，邓巩固了自己对抗毛派残余（如今以中央各部为中心）的权力。跨领域的正反馈，同时是市场扩张与中国国家再巩固的核心。

让我以回到邓小平那个统揽全局的政治联盟来结束对中国的分析——正是它锚定了所有这些经济。像我刚才那样叙述经济改革，会使邓显得像个自由化者，他也确实是，尽管他同时在建一个政治派系。向地方与省级干部示好，是邓稳健行动的「增长之腿」，正如科西莫·美第奇的「新人」。但邓的改革派只是他政治联盟的一半，正如我在图 9.4 中力图说清的。他最初的基础是军队，所以人们把谁解读为「真正的邓」，取决于透过哪一拨盟友去看他。说来也怪，偶尔甚至可以把他看作代表着中央各部——在他的对手华国锋被赶下台、他的老友陈云被扶上其位之后。像佛罗伦萨的科西莫·美第奇一样，邓小平因他所统御的那个异质的支持结构，可以被有理有据地看作拥有多重身份。正因这种结构上诱发的多义性multivocality——邓并未因把话或政策说得太清楚而毁掉它——他可以被看作「所有人的朋友」（毛派除外）、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正因如此，他飘浮于系统之上，不为任何一个部分所挟。

在行政上，邓的稳健行动一如他之前科西莫的稳健行动，不是经由本人担任公职、而是经由代理人来实施的。邓废除了毛曾担任的主席头衔。他安插自己的副手胡耀邦出任党的总书记、掌管双重科层政治的一半，又安插另一名副手赵紫阳出任总理、掌管经济支柱。¹²³这些副手绝非奴才；他们连同陈云，是邓许多改革构想的来源、或传声筒。事实上，邓退居幕后「第二线」、远离日常争斗，步的正是毛泽东 1958 年的后尘——毛当年也这么做，却没放弃他的主席头衔。撇开政策、愿景与魅力型人格不谈，邓在其权力巅峰时的政治控制结构，与毛在其巅峰时如出一辙。

在非正式层面，邓的网络位置由长征元老们牢牢黏合——他们是共产主义革命开国一代的幸存者。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薄一波，以及其他耄耋老人，在其漫长动荡的生涯中辗转历经了无数职位。1982 年，邓把他们组织进一个临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它在技术上只是咨询性的，实际却被视为 1980 年代「王座背后的权力」。¹²⁴这是在毛派被三波先后清洗之后，¹²⁵把各根支柱的顶端编织在一起的那种非正式黏合剂。斯大林与毛动员青年迈向未来，邓却是经由老近卫军来搞现代化。

稳健行动及其结构基础，对 1980 年代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之管理，有着动态的后果。不细说了，改革与政治稳定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也制造了通货膨胀与腐败的问题。¹²⁶邓与他的老朋友们靠稳健行动，得以在经济政策上来回摆荡——视当下转型问题的组合而加速或减速。这种摆荡式的组织管理风格，像化学里的退火：让易爆的成分，经由升高、降低混合温度，自行找到属于它们自己的混合合金。

下面我只给出这种政策摆荡的一份部分清单：

1. 大型低效的中央工厂，本来会是抵抗改革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没有被改革，而是被来自省级利润的预算补贴所纾困。这些中央计划的工厂从未被关停；雇员只是渐渐漂往更有赚头的去处。
2. 地方共产党干部，本来可能会嫉妒其企业下属的经济成功，却被收买了——办法是让他们自己也当上企业家、并收取回扣。¹²⁷
3. 那些拿到的收入分成与出口区条件比邓的依附者更差、因而躁动不安的省委书记，随着这些条件慢慢推广至全国而平息下来。
4. 对国企的税收在形式上来回翻烧饼：从 1982–83 年特殊主义地协商利润分成，到 1983–84 年统一税率，再回到 1985–88 年特殊主义的利润分成。
5. 为对抗通胀、围绕陈云、李鹏等部委财政保守派建议而来的紧缩措施，于 1988 年实施。
6. 最令人痛心的是，为回应天安门广场学生对民主的政治诉求，邓于 1989 年调来他的军队，屠杀了他们。
7. 天安门之后，随着中央计划保守派卷土重来，反腐运动被发动起来。
8. 但最终，邓在其生命将尽的 1992 年南方视察中，扭转了他那些年迈同僚向经济与政治紧缩的漂移。

关于中国在 1980、1990 年代这些更晚近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显然还能说得更多。但 19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那段时期，是确立了后毛时代那条摆荡的中国共产主义轨迹的拐点。尽管邓在毛派残余之间机敏地周旋，邓小平却并非从毛所建之物中演化出来的唯一、或必然的协同演化轨迹。倘若人民解放军与红卫兵当初能更好地协调——如同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与「三八年的一代」那样——我们看到的将是一段相当不同的中国历史。

戈尔巴乔夫Gorbachev

最后，为完成这场共产主义内部改革动力的比较考察，是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解体。本章最初的写作动机，正是想弄懂这件事。

要把戈尔巴乔夫安放在其他共产主义改革者之间——不是按结果、而是按改革风格——回到图 9.1 那副简单的双重科层图示会有帮助。双重科层向任何有意改革的共产主义领袖呈上四种可能的对象。在中央指令经济这根经济支柱内，领袖可试图诉诸顶端的中央各部，或底端的国营企业。在共产党这根政治支柱内，他可试图诉诸地区与省一级的上层干部，或地方政府与企业内部的下层干部。各种组合都有可能，但系统之内供改革之用的，就是这四条基本渠道。鉴于共产主义领袖近乎刀枪不入，此外永远还有一个「空集」选项：谁也不诉诸，单凭法令统治。但那就像在真空里自言自语：手舞足蹈，却无人回应。到最后，在疏远了所有人之后，戈尔巴乔夫正落得这般田地，尽管他曾竭力挣扎以避免这一命运。

第一种「动员中央各部」改革策略的例子，包括二战前夕的斯大林，以及后来勃列日涅夫那种技术官僚式的修补。第二种「直接动员国营企业」策略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早期的柯西金、以及匈牙利的卡达尔。这两项改革都试图松开各部对企业的行政扼制、以创造企业自主——前者未成功，后者成功了。第三种「动员上层党干部」策略的例子，包括邓小平、赫鲁晓夫，以及生涯早期的斯大林，三人都用了庇护这根胡萝卜。安德罗波夫那严厉的纪律整顿，是这第三种自上而下策略的「大棒」变体，由克格勃施压上层党干部就范。¹²⁸第四种激进的「动员下层党干部去对付上层党干部」策略，其缩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斯大林在其大清洗中，把大规模屠杀与他的群众动员相结合，连这一种都激进化了。所有这些共产主义领袖都是聪明的行动者，但他们都在双重科层所提供给他们的改革策略约束之内行事。

在任期的第一年，戈尔巴乔夫不仅像他的导师安德罗波夫，他就是安德罗波夫的延续——无论在经济政策上还是在改革风格上。我将在本节论证：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所继承的勃列日涅夫系统的搏斗，渐渐把戈尔巴乔夫变成了一个斯大林——不是在政策目标上，而是在「清洗与群众动员」的改革风格上。也就是说，经由「改革／重建」（perestroika）与「公开性」（glasnost），戈尔巴乔夫先是从自上而下的安德罗波夫式纪律，转向清洗他自己的党机器、并试图动员双重科层两根支柱的底层去对付顶层。在共产主义系统之内找不到所欲的对象，戈尔巴乔夫随后把这种清洗与群众动员的风格升级到系统之外——经由全民公决式的民主——结果只是非本意地摧毁了苏联。这两次政策升级背后共同的驱动力，是戈尔巴乔夫在旧对象一个个消失之际、对新对象徒劳而无果的搜寻。正因这场与双重科层的死亡之舞，戈尔巴乔夫变成了他最不想成为的那种人——不仅是个斯大林，而且是个失败的斯大林。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稳健行动者，因为他随时间有强烈的演变；但在其总书记生涯的中段，戈尔巴乔夫和邓一样，曾试图两头通吃：既当纪律整顿者，又当民粹派。perestroika 与 glasnost 这两个高度含混之词的多义性，让多种受众得以把不同的意思读进戈尔巴乔夫的意图里，并在一段时间内掩盖了实际正在发生的激进政策变化。短短五年间，perestroika（「重建」）的实际经济含义，从安德罗波夫式的工人纪律，变为柯西金式的行政改革与匈牙利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再变为市场自由化。glasnost（「透明」「公开」「开放」）的含义也类似地迁移：从针对腐败的检查，到新闻自由，到共产党内选举，再到公开选举。但这些政策序列只有事后看才清晰。在当时，许多改革方案是同时推进的，戈尔巴乔夫在当下的侧重上忽左忽右。这种含混对于维系一个不断演变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它给众多对象——甚至正统共产党人——留下了希望的余地。当自由派把戈尔巴乔夫看作代表自由派、而克格勃同时把戈尔巴乔夫看作代表克格勃时，稳健行动是成功的。但当克格勃把戈尔巴乔夫看作代表自由派、而自由派把戈尔巴乔夫看作代表克格勃时，稳健行动就是一场灾难。寻找稳健行动在邓治下成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失败的结构性缘由，是本节的一个分析焦点，因为这为戈尔巴乔夫清洗与群众动员的步步升级、从而为中、俄的分流，搭好了舞台。稳健行动是一道刀锋：在恰当的情形下它能成就许多，但也能骤然崩塌。

在整个分析中，我拒绝用「倒读历史、把它当作向我们趋同」这种目的论，去解释苏联的政权转型。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做他所做的，不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在努力强化苏联的共产主义。

戈尔巴乔夫出自安德罗波夫派系。要破除那个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助长的神话——他是个乔装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弄懂这一点至关重要。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的第一位年迈继任者，¹²⁹只干了短短两年（1982–84）便去世——大半生涯都在克格勃度过，做了十五年的领导。他主要的「功绩」，是 1956 年在现场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及 1968 年鼓吹镇压布拉格之春。1982 年接班后，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军方首脑乌斯季诺夫元帅（Ustinov）一道，牵头一场现代化运动，试图扭转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经济缓慢而无情的衰退，尤其是在军方所关心的技术先进部门。¹³⁰戈尔巴乔夫是个有活力的年轻人，从一个农业兼疗养区一路升过党的层级，¹³¹在工业或军事上并无直接经验。

戈尔巴乔夫成了安德罗波夫的门徒，乃至宠儿。尽管他在官位上只是主管农业的政治局书记，安德罗波夫却把他当作信赖的二号人物，让他主管为经济改革拟订方案的中央政策研究。柯西金早先（1965 年）失败的改革，在此被重新审视、反复琢磨。更具后果的是，安德罗波夫让戈尔巴乔夫掌管上层干部的任命，正如列宁当年之于斯大林。在这个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性角色上，戈尔巴乔夫在他后来的对手利加乔夫（Ligachev）协助下，开始了那个由安德罗波夫启动、并在他自己政权里延续下去的、漫长的替换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过程。¹³²

安德罗波夫本人在成就任何事之前就去世了。但他「造就」了戈尔巴乔夫——既在给了他最初的政治基础这个意义上，也在给了他最初的经济构想这个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是安德罗波夫的一个年轻延伸，在其总书记任期之初的行为也正合于此。

在 1985 年三月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接班中，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一根关键政治支柱；¹³³另一根，是安德罗波夫新近任命的、更年轻的省委书记（如鲍里斯·叶利钦）。¹³⁴以葛罗米柯（Gromyko）为代表、面向外交政策的那部分老近卫军，是个摇摆票，但对安德罗波夫现代化联盟这个更年轻的延续给予了祝福。老近卫军把戈尔巴乔夫看作致力于强化他们苏联军事支配之遗产的人。省委书记与克格勃—军方的这种政治同盟，令人想起邓的同盟结构。邓与戈尔巴乔夫结局上的戏剧性差别，更多关乎他们所对抗的系统，而非关乎他们最初权力基础的内容。

一旦上台，戈尔巴乔夫便显露出，他是斯大林发明、勃列日涅夫例行化的那套「权力的循环流动」的大师。这并非一蹴而就，但到 1987 年八月，戈尔巴乔夫已替换了 70% 的政治局（20 名中的 14 名）、72% 的省委第一书记（150 名中的 108 名）、95% 的军区司令（20 名中的 19 名）、45% 的中央委员会（307 名中的 138 名）、以及 54% 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2,089 名中的 1,134 名）。¹³⁵其中一部分，是勃列日涅夫治下长期拖延的代际更替的加速。¹³⁶但自斯大林以来，没有哪位总书记曾以如此凶猛的速度强行干部换血。清洗是斯大林的工具，戈尔巴乔夫深谙其用。党的上层，勃列日涅夫的老人们被大批清除。共产党机器对戈尔巴乔夫的提议——甚至对后来那些自杀性的提议——持续给予的投票支持，若不理解他对党上层任命权的这种锁定，便无从理解。当党的等级迟来地转而反对戈尔巴乔夫时，那些人大多正是他自己的人。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任命是安德罗波夫的人，和他自己一样。戈尔巴乔夫治下头三名政治局正式委员，是尼古拉·雷日科夫（Ryzhkov，他在安德罗波夫手下搞经济研究的同事）、叶戈尔·利加乔夫（他在安德罗波夫手下搞省级任命的同事）、以及克格勃首脑维克托·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勃列日涅夫的中坚——格里申、罗曼诺夫、吉洪诺夫——很快被请出了政治局的门。尽管正式结构是中央集权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其说是个人接管，不如说是安德罗波夫派系上了台。

不出所料，glasnost 在一开始是一场安德罗波夫式的反腐运动。¹³⁷事实上，腐败指控很大程度上正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其反勃列日涅夫清洗的器械。¹³⁸在党的上层，正如戈尔巴乔夫展示得那般出色，总书记差不多想炒谁就能炒谁，只要进行时找个由头。因此，清洗顶层进行得很顺畅。

然而，在党内越往下走，信息与网络的问题就越要插进来。该炒谁并不清楚，因为人人都把对的话挂在嘴上，而失职客户的上级又为自己任命的人作保。问题在于家庭圈子——这一切，又像凡事一样，要回到斯大林那里。¹³⁹戈尔巴乔夫本人能炒掉高层大员，却没法让留下来的大员去炒掉他们自己的支持基础。苏联共产党人理论上本应彼此查核、向中央呈报，但为自保，他们往往结成沉默与谎言的合谋之茧。自上而下的火越旺，横向的家庭圈子就越厚。

中央领袖需要党外的信息渠道来对付这一点。对斯大林，这曾是他的秘密警察；对安德罗波夫，这曾是克格勃；对戈尔巴乔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格勃。但安德罗波夫就是克格勃，而局外人戈尔巴乔夫只是在政治上得到克格勃的支持。克格勃保持着自主，对戈尔巴乔夫的掌控不亚于他对它的掌控。¹⁴⁰克格勃在反腐上支持戈尔巴乔夫，但未必在别的任何事上支持他。最终，戈尔巴乔夫自立门户，把 glasnost 重新定义为报纸的调查性报道。1986 年初，戈尔巴乔夫推行新闻自由，不是因为美国的权利法案，而是因为他需要独立的揭露来加强、并正当化他向党机器更深处推进的清洗——并获得一根更听命于他个人的独立杠杆。¹⁴¹

在经济政策战线上，戈尔巴乔夫起初同样只是延续安德罗波夫。1985 年与 1986 年初，戈尔巴乔夫忙于巩固权力甚于一切，但他仍发动了若干经济举措：扩大安德罗波夫关于企业自主的大规模试验；在一个新五年计划里加速生产；增加高科技投资；为对付工作懈怠而禁酒；一项仿军工生产的中央质量检查计划；以及最后，一场对「非劳动收入」（如腐败、贪污与私营企业）的打击。¹⁴²这些措施是临时拼凑的，但它们反映出戈尔巴乔夫那位克格勃导师严厉整顿的愿景。然而，俄国工人对自己的奖金与酒被砍而怒火中烧。¹⁴³

在幕后，苏联学者的政策改革团队——先由安德罗波夫设立（戈尔巴乔夫任主席），后由戈尔巴乔夫续设（雷日科夫这另一名安德罗波夫门徒任主席）——为 perestroika 中更全面的下一步播下了种子：即重新审视、更新柯西金改革，那场改革曾寻求让企业厂长获得更大的自主与主动，摆脱各部的「琐碎监护」。¹⁴⁴这些行政改革主要涉及改变企业的经济绩效指标：从各部指令的实物生产指标，转向以行政价格计算的利润等财务指标。匈牙利在卡达尔治下，已于 1968 年以其「新经济机制」（NEM）成功完成了这一转变，而柯西金 1965 年在苏联自己的尝试，则被各部挫败——因为这触动了它们决策的垄断权。¹⁴⁵

这些企业自主的构想，比第一轮纪律性政策对中央各部威胁更大。柯西金当年败下阵来，是因为勃列日涅夫与党的等级最终撑了各部、而非撑他。但如今时机有利于重拾这场匈牙利式改革：党被一个想要它的人掌控着。而这条改革路线，经过许多内部权谋，最终确实导向了 perestroika 的旗舰——1987 年的《国营企业法》，它在 1989 年摧毁了苏联经济。

从 1986 年认真发力、贯穿 1987 年，清洗、glasnost 与第二轮 perestroika，是对苏联机器核心的几记重拳。清洗与 glasnost 打的是党中衰朽的勃列日涅夫脏腑；第二轮 perestroika 打的是中央各部、以及那些毫无创新指望、绩效不佳的企业。这些对象凝结起来抵抗戈尔巴乔夫，毫不奇怪。戈尔巴乔夫指望靠党内新生代、城市知识分子、以及经济中绩效较好的企业（包括军方）这些改革对象来取胜。严格作为投票集团来掂量，这场较量比知道结局的人所以为的要接近。戈尔巴乔夫面对强大的对手，但他并非没有资源。我主张：击败戈尔巴乔夫的，与其说是赤裸裸的政治资源，不如说是双重科层中跨领域的反馈。

此处值得绕个小弯，反思一下：戈尔巴乔夫为何没走上中国那条改革轨迹，尤其是当那番成功在当时就为他所知。从历史上看，苏联走上了匈牙利那条经济轨迹，连同它所牵带的、对各部开战的全部政治后果，这是因为来自安德罗波夫及其所代表军方利益的惯性。但作为反事实，戈尔巴乔夫本可作出不同的选择吗？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国式的经济改革进路本应从农业、而非从大型国企入手。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所做的衷心赞许。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背景毕竟在农业、不在工业。他对农业的了解之深，是他对工业所不及的。戈尔巴乔夫一再敦促苏联农业合作社搞家庭租赁，明确地指向中国的成功。事后看，他没有更有力地推动农业改革，是有后果的，也有点奇怪。

依我看，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在政治。在克格勃之外，戈尔巴乔夫主要的权力基础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和他自己一样。而所有省委书记的权力基础，都是集体农庄。与毛大相径庭的是，斯大林早把重工业与轻工业从他们的管辖中拿走了，只给他们留下对农业的直接控制。¹⁴⁶在这份结构遗产里，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攻击集体农庄就意味着攻击他最强的支持者。而且没有像轻工业那样可以拿来交换、抵偿给他们的肥差，不像邓那样有东西可给。因此归根结底，正是图 9.3 那套分权的国家所有制（毛的历史遗产），使得在中国动员上层干部能在农耕地区导向改革；而正是苏联那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制（斯大林的历史遗产），使得苏联的省委第一书记会去堵死农业改革的可能。¹⁴⁷

在非正式政治网络这个更深的层面，苏联与中国的差别在于：戈尔巴乔夫治下的改革政治，是一场「大体团结的党中央」与「下层那些碎裂却根深蒂固的家庭圈子」之间的战争。与之相对，邓治下的改革政治，是一场纵向派系之间的战争，而这两个派系都从党的顶端一直延伸到底端。由于网络的黏合，邓的支持者编排成对他效忠的个人派系。¹⁴⁸戈尔巴乔夫则从未在共产党内发展出一个对他个人效忠的个人派系。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向其党的底层发出的政策呼吁，没有内建的纵向网络把反馈回路闭合、转回成对他自己的政治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许多举动，都可理解为反复尝试建立组织反馈而失败。

缺乏纵向网络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官职名录制的任命，实质上意味着上级从中央核定的名单中任命他们的下级。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对自己高层任命有完全的控制，但对再下一级的任命，却是他们（而非他）有控制权。从这个视角看，整个党的系统可被看作层层嵌套的依附式家庭圈子。这种嵌套的行为结果是：省委书记面朝上方对着领袖时卑躬屈膝，面朝下方对着属下时专横暴虐。在中央委员会说一套、回到家做另一套，并不难。这种嵌套在行为上究竟转化为集权式的服从、还是碎裂式的抵抗，则取决于别的东西，比如社会流动率与更替率。戈尔巴乔夫（一如他之前的赫鲁晓夫与柯西金）面临的挑战，是要经由一个不肯配合的党结构去改革中央指令系统，而他自己的权力恰恰就建立在这个党结构之上。斯大林早已示范过一条出路：极高的干部更替率，让新人海量地穿流而过。

作为 perestroika 改革轨迹的成功样板，比中国更切题的是匈牙利。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于 1968 年成功实施了柯西金本人未能实施的 1965 年企业自主改革。戈尔巴乔夫是匈牙利经验的学生：他 1986 年访问匈牙利，回国后开始大谈市场社会主义。¹⁴⁹戈尔巴乔夫让他的专家顾问去聚焦那番经验的经济学；他自己聚焦政治。¹⁵⁰在政治上，卡达尔的企业自主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嵌在他那「联盟政策」之中——即把顺从的非共产党人收编进共产党政府。¹⁵¹这一政策的行政面，让匈牙利共产党得以接入知识分子的经济网络与构想，而不丧失政治控制。其社会面，则把协作性的公民组织折叠进一个「爱国人民阵线」。第一个面相，在戈尔巴乔夫心里强化了他那艺术自由的 glasnost 政策的潜在长期价值。第二个面相，则让戈尔巴乔夫想起了列宁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曾用工人委员会去动员、控制工会。¹⁵²立法性的苏维埃在整个苏联依然存在，尽管斯大林早已把它们阉割成被动的机构，除了给党所作的决定盖橡皮图章外别无他用。给企业与苏维埃这二者都注入生命，成了戈尔巴乔夫版的卡达尔联盟政策。在意识形态上更意味深长的是，它成了戈尔巴乔夫版的列宁新经济政策。于是 glasnost 大大升级，超出了安德罗波夫所会赞同的任何限度：从 1985 年克格勃式的检查，到 1986 年报纸的公开揭露，再到 1987 年匈牙利式的艺术开放。

低级共产党人的选举，在戈尔巴乔夫这波「开放」升级中首次登场。党的常规人马当然不会不加破坏、不暗中操纵就配合这一套；但在 1987 年夏天，自斯大林 1938 年那部短命宪法以来，地方政府苏维埃头一次举行了多名共产党候选人参加的秘密投票选举。¹⁵³由工厂工人委员会选举企业厂长，也在 1987 年六月的《企业自主法》中获得授权。为何要迈出这通往民主之路、最终非本意地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步？现实政治把戈尔巴乔夫推上了他个人那条通往自封救世主的朝圣路。共产党内选举，是戈尔巴乔夫打击家庭圈子对官职名录任命权之垄断的方式；也是直截了当地向工人委员会与企业厂长争取对他经济自主改革之支持的一招。卡达尔已于 1982 年在匈牙利实施过厂长选举，作为其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对他有正面的政治益处、而无不良经济后果。厂长是卡达尔的关键政治对象，也是戈尔巴乔夫所迫切想要的。

然而，除短期的现实政治外，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乌托邦的侧面，自负地想要像他之前的列宁、斯大林、毛及其他鼓舞人心的共产主义领袖那样重塑历史。¹⁵⁴这在他那本 1987 年关于 perestroika 的书里显而易见。¹⁵⁵与他的前辈一样，戈尔巴乔夫相信，共产党更高的目的不只是去操弄经济绩效指标与激励。它还要改变人的生命、塑造新人。从这个乌托邦的、却又深深是共产主义的视角看，勃列日涅夫式停滞的问题，是苏联灵魂里的问题。尽管这在浸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西方人听来很怪，戈尔巴乔夫却不断重申：经济进步的关键，是改造党的干部。或许这既是对外人、也是对他自己的宣传，但戈尔巴乔夫渐渐相信，安德罗波夫那座「全景监狱」，不足以让苏联干部与工人去用心干活、去在乎。在他的对手看来像是向西方式自由主义漂移的东西，在他看来却像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戈尔巴乔夫所面对各方的第一次反击，其实算不上反击。那是瘫痪与暗中拖延，是单纯的拒不服从：「从 1985 年起，我一连三年飞往莫斯科，沉浸在首都的气氛里，会见政界人士、记者、艺术家与作家。我的印象如何？perestroika 正全速推进——一股真正的浪潮！然后我从首都往乡下走。走出一两百公里，事情就完全两样了——一切照旧，毫无变化。」¹⁵⁶戈尔巴乔夫命令党报报道地方问题；地方党官却命令党报别报。企业被命令加强工人纪律、加速生产、设法搞技术创新；回应是：一切照旧。各部被命令参与扩大企业自主的规划，但它们参与只是为了暗中颠覆这一目标。¹⁵⁷经济改革进程，日益变成由一个封闭的、中央集权的戈尔巴乔夫顾问智囊团来策划，没有各部参与。

要理解接下来、作为 perestroika 旗舰经济改革——1987 年《国营企业法》——之后果而发生的事，就有必要更细致地描述苏联经济。图 9.5 比一般化的图 9.1 更细致地描绘了苏联的双重科层。眼下先忽略图 9.5 中标着「苏维埃」的第三栏，因为那代表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步向全面民主的升级。他试图改革的双重科层系统，是前两栏。图中清楚表明：若各部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被取消，那么戈尔巴乔夫够到企业的唯一另一条渠道，便是经由党的地区与地方分支这条间接之路。¹⁵⁸当然，改革的指望是：企业厂长最终会学着自行循环起自催化的投入与产出——从而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但那是后话。眼下，由于各部只会梗阻，就得找到替代机制，去引导依附性的国营企业奔向那据说能经由利润最大化而达成的经济效率之极乐。当时尚无合法市场存在，所以党是唯一可用的工具。

这套双重科层的首要经济一侧，当然是由各部统治的中央指令系统。各部行政性地为企业设定实物生产指标，并管理其产品向其他企业的分配。如斯大林一节所论，在它本来主要为之设计的重工业与军工部门，这运转得并不差。但农业与轻工业部门则被吸干，那里短缺横行。这种「资源榨取」的解释，并不否认中央指令的其他问题——信息问题与软预算约束¹⁵⁹——它们也加剧了短缺。

众所周知，¹⁶⁰中央指令系统并非苏联经济的全部。非正式的资源之流，环绕着中央指令的边缘冒出来，去应付它所制造的短缺与瓶颈。「门路」（blatblat）是企业之间用它们本不该有的产品库存进行的直接互惠易货。¹⁶¹「采购掮客」（tolkachtolkach）则是第三方中间人，四处搜寻其他企业的供给，以安排门路交易。

采购掮客有时是雇员或私人企业家，但多为党的干部。供给在地理上近便时，由地方干部来做；供给在较远处时，由省级干部来做。省与区党委书记日常的大半时间，都花在打电话替「自家」企业张罗供给上——这些供给理论上他们早已拥有，实际却没有。为成功从事门路与采购掮客所必需的囤积，又加剧了当初激起它们的那种短缺。因此在双重科层结构中，戈尔巴乔夫经由党来管理 perestroika 的政治需要，意味着苏联经济（至少在短期内）对「腐败的」门路与采购掮客的依赖加深了。新系统总是从旧系统的蛹壳里破出，但在此处，那意味着要从家庭圈子里建起现代经济市场。

这番分析使戈尔巴乔夫的任务显得艰难，可匈牙利的卡达尔却把这戏法变成了。怎么变的？卡达尔联盟政策的政治前提前文已提及——它在不放弃党的控制的前提下，动员了密封的共产党之外的政治与经济网络。但此外，卡达尔还对他的共产主义企业做了一件有创意的事，与邓在中国对党干部所做的相类。两位领袖都在共产主义组织的边界之内把企业家活动合法化了。邓那以党为中心的进路，是经由依附主义来做：让党干部把许可发给其他干部，以换取回扣，多为机构性的，有时也是个人性的。卡达尔那以企业为中心的进路——先是 1968 年的农业合作社、继而 1982 年的工业企业——是让雇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组建合伙，在下班后与周末用国家资产谋取私利。¹⁶²在这两项组织创新里，多功能的党干部与企业厂长各自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被对齐了。在这两个改革后的国家里，人都是经由赚钱而在政治上发迹，¹⁶³又经由身处政治而赚钱。经由跨领域地对齐利益，强有力的政治对象涌现出来，去支持那种「把企业家精神私有化、却不把财产私有化」的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在采用这两项他都知道的组织创新中的任何一项时，问题是双重的。短期内，他没有合法的私人市场——哪怕在计划的边缘——来把政治行动货币化。他有大量的门路与采购掮客网络，那是非货币化的市场；他也有大量的政治宗派与家庭圈子，它们操纵着那些市场。但如何把这些既有的经济与政治网络拉到明面上来、再让它们彼此约束，如邓与卡达尔所做的那样？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顾问们对这个问题心知肚明，于是在其旗舰的《国营企业法》中，他们明智地提议为中间产品设立批发市场，以便把这类社会主义市场合法化、货币化。这个好主意因三个原因而失败。第一，批发以库存、即剩余为前提。但这是个到处都见不到剩余的短缺经济。各部积极利用「国家订货」这个漏洞——它本意是让国家成为众多竞买者之一——一旦剩余冒头便抢先吸走。它们抢进去、吸走 90% 的货物去满足计划，货物甚至还没上到市场。要启动中间产品的批发市场，需要各部的合作，而它们拒不给予。¹⁶⁴

第二，是「谁算市场」的问题。计划外、边缘的分配，本已由门路与采购掮客处理，其中大部分是党干部代企业安排的。这些网络的操盘者，是经由 glasnost 透明化、把既有经济网络转型为「市场」的合乎逻辑的人选。但这些党干部，正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力图击败的家庭圈子。他命令他们停止经由「琐碎的党的监护」去「干预市场」，随后又拆掉了过去管理门路、采购掮客与监督的那些党的办公室。

第三个、也是最深的问题——它一开始就给了各部如此大的影响力——是苏联国营企业的超级集中，这又是斯大林的一份遗产。只略加夸张地说，每一个行业都是一家垄断。¹⁶⁵在这样的格局里，「市场竞争」毫无意义。把价格从行政管制中放开，将意味着到处天文数字般的物价飞涨。诉诸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只暴露了其鼓吹者的历史无知。所能指望的最好结果，是某种受管制的缔约体制，或许像日本的商业集团。¹⁶⁶

在实际事件中，perestroika 的旗舰改革、1987 年的《国营企业法》（1988 年实施），在经济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生产资料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从 1987 年的 3.7%、1988 年的 3.4%，暴跌到 1989 年的 0.6%、1990 年的 -3.2%，叶利钦治下更低。家庭收入则从 1987 年的 3.9%、膨胀到 1988 年的 9.2%、1989 年的 13.1%、1990 年的 16.9%，而消费品生产却一直停滞。¹⁶⁷党的门路与采购掮客经济网络，远不足以替代中央各部物料供给指导的丧失，无论党干部与企业厂长怎样疯狂地拨打电话。国营企业的囤积爆发式增长，本就稀少的消费品也从零售货架上消失。换言之，生产中的自催化被打断了，相互依赖的系统骤然崩塌。¹⁶⁸主要因为工业的超级集中，苏联经济无法像匈牙利或中国那样对待。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政治之手有意攻击家庭圈子，却又用他的经济之手无意地要求它们来救场。不满从各部与党中反动的部分，蔓延到戈尔巴乔夫自己在党内的盟友。到 1988 年，戈尔巴乔夫开始陷入麻烦。

公开的负面反应，最早在 1987 年底、1988 年初，在叶戈尔·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二号人物、他在安德罗波夫手下最亲密的搭档——的伞下表达出来。利加乔夫曾是戈尔巴乔夫任命省委第一书记的助手，因而倚仗的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支持基础。反对派的要求，随着 1988 年三月报上刊出女教师妮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那封煽动性的信而被钉到了门上——这封信由利加乔夫大加润色，呼吁恢复斯大林与民族主义的名誉。¹⁶⁹党内保守派的一大不满，是他们在报纸揭露中所受的粗暴对待。戈尔巴乔夫以更多的清洗强力击退了利加乔夫的这一挑战，但战书已经掷下。

perestroika 陷入火海，党内盟友开始怀疑他，戈尔巴乔夫仍试图靠 glasnost 来救场。毕竟，苏联在古拉格、大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挺过远比这更糟的境地，而在那些情形下，中央领袖在公众中的人望反倒以闷闷不乐的下属为代价而高涨。在克里姆林宫里安全地（有人或许会说是筑垒地）待着，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他最后一场群众动员运动。

在经济一侧，戈尔巴乔夫再次升级，这次是从聚焦国企改革的 1987 年《国营企业法》，升级到聚焦于创造一个小型生产企业新私营市场的 1988 年《合作社法》。¹⁷⁰青年喜爱它，老人憎恶它。¹⁷¹市场社会主义——大型国企与小型市场导向企业的共存——既有匈牙利、也有中国的先例，尽管卡达尔曾小心地把他的合作社导入国企的肚腹之中。然而，苏联国企里的工人委员会，立刻投票选出了那些给他们加薪的厂长。¹⁷²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却没有足够的新东西可买。被压抑的通胀压力，把行政价格与「真实市场」价格推得比往常更加错位，使价格作为需求的市场信号变得毫无意义。

在政治一侧，戈尔巴乔夫也戏剧性地升级：他在 1988 年六月扩大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宣布，意图把全国的最高苏维埃重组为一个新的、公开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激进的是，它将同时容纳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代表（但没有非共产党的政党）。¹⁷³这是戈尔巴乔夫迂回包抄、并经由收编同情的非共产党人来碾碎其日增之党内反对的最大努力。那致命一击本会是：戈尔巴乔夫在不放弃其共产党总书记旧角色的同时，额外担任那个全国立法机关的主席。如同列宁的苏维埃，其用意不是放弃共产党的控制：选举规则被戈尔巴乔夫的团队精心做了手脚，以保证共产党的多数。

在这场自 1941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会议之前，按照前一年地方苏维埃改革的程序，举行了党代会代表的选举：「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用秘密投票选举去迂回包抄党结构内根深蒂固的反对，鼓励支持改革者把同情的代表送进会议。」¹⁷⁴但无论在这次、还是在他的厂长选举中，他都未能完全成功地让改革者当选。家庭圈子防御性地操纵其基层网络，控制了提名过程。¹⁷⁵戈尔巴乔夫被逼到在会议最后一刻抛出他那戏剧性的人民代表大会构想、付诸一次突击表决，几乎像一场政变。实施计划随即在 1988 年九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跟进，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还出鞘了他那「可畏的疾速之剑」，把利加乔夫及其盟友清出政治局。¹⁷⁶这一切中，戈尔巴乔夫都是在以政治上的群众动员，去对冲经济上的失败。依我看，没有背景里的斯大林，就很难理解这里发生的事。

叶利钦开始把故事带入下一章，所以我对他、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最后两年的讨论，就此打住。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未能保住对自己左翼的控制，从而失去了联盟的两端。叶利钦是个比戈尔巴乔夫更热切的改革者，又全无戈尔巴乔夫那种偶尔得与利加乔夫之流妥协的领袖之需。叶利钦以莫斯科市政府为党的基础、以 glasnost 为掩护，在公开论坛上一再猛攻利加乔夫，指控他掩盖腐败乃至更糟之事。¹⁷⁷以脾气暴烈著称的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当作自己的攻击犬来用，但这条犬最终证明主人驾驭不了，只好被清洗。新闻自由给了叶利钦机会，让他即便在 1987 年底被解除莫斯科职务之后，仍把自己留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对于苏联的解体，我顶多给叶利钦记一份促成之功，尽管他在最后关头勇敢地集结了俄罗斯人民与军队，击退了 1991 年党内保守派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可以肯定，叶利钦把自己机会主义地摆在了一个位置上，趁共产党机器倒塌之际去接住改革议程的碎片。但导致苏联解体的，是戈尔巴乔夫，不是叶利钦。

经济的崩盘，注定了戈尔巴乔夫那孤注一掷的群众动员战略——或者毋宁说，群众动员奏效了，只是没按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方式。在那么多年共产党选举的虚伪之后，公众对真正民主选举支持的暗涌令人吃惊，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由于做了手脚，戈尔巴乔夫与共产党人仍控制着 1989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他们如今骑上了一头民粹的老虎。苏维埃的选举非但没有把民粹的狂热导入党中，反倒把它导向了党。当然，在受控的量上，戈尔巴乔夫需要这股狂热作为他的杠杆。然而，作为一场经济灾难那高调自封的发起人，戈尔巴乔夫并没为自己捞到多少功劳。叶利钦窃走了他改革的风头。

珠宝匠的锤子能敲开钻石，但只能沿着钻石内部的晶体解理面敲。当改革的压路机滚向其逻辑上的下一阶段——1990 年的加盟共和国选举——时，民粹的狂热便被导入了列宁 1920 年代起草苏联联邦制宪法时所划下的民族界线。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意味着各民族地区的选举。戈尔巴乔夫被这一意料之外的民族分离主义发展惊呆了，拼命想踩刹车，但为时已晚。波罗的海与高加索的各共和国，想追随它们东欧兄弟（波兰、匈牙利、东德）1989 年的先例。叶利钦把自己裹进俄罗斯的旗帜，其他善于钻营的省委第一书记，也同样飞快地盘算着自己究竟是共产党人、还是民粹的民族主义者。戈尔巴乔夫曾试图用斯大林式的手段，把一个层层嵌套的家庭圈子的等级，恫吓成对他蛊惑式的服从。但顶端没有了铁拳，共产党的等级便沿着它天然的解理面碎裂。这些家庭圈子，有的顽固地守着共产主义，有的随民族分离主义的民粹之风而摇摆，有的把自家企业的资产剥光变卖。无论地方家庭圈子的反应如何五花八门，那把它们捆在一起、自上而下的共产党韧带，已不复存在。斯科切波尔（Skocpol）说过，革命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是国家垮掉了。¹⁷⁸我把这话理解为：不是说国家无须能动性就垮掉，而是说它们经由内部矛盾、亦即所谓破坏性反馈而断裂。

要结束这一节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讨论，有两个反事实值得一掂。第一，戈尔巴乔夫有没有任何办法，能不抛弃他安德罗波夫的根、就把苏联改革成功？第二，鉴于戈尔巴乔夫转而踏上了斯大林所预演的那条更激进的轨迹，他能否靠一路走到残暴的尽头而成功？

戈尔巴乔夫本可以靠固守安德罗波夫的公式与派系而在政治上成功，这没什么疑问——那毕竟正是他们雇他来做的事。对那套纲领的政治支持很强，尤其在下一代共产党人中。问题在于，要给超级专业化的工业注入经济生命，所需的远不止反腐。出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戈尔巴乔夫迫切需要企业厂长作为一个新对象崛起，而匈牙利的经验告诉他，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系统内做到这一点的途径。但他没有一条通往他们、又不为其对手所控制的组织渠道。各部是企业自主方案的死硬反对者，因为这剥夺了它们的权力与完成经济计划的能力。共产党正在被清洗，在顶层相当成功，但其方式只是强化了底层（工厂所在之处）防御性的家庭圈子。在这般情形下，复活列宁那民选的苏维埃，其实是个很有创意、很有创新性的主意。倘若这些新组织如所计划的那样运转——把新鲜的地方人士（包括厂长自己）招募进系统——那本会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渠道，苏联政治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在我看来，这个创新主意的问题在于：既有的厂长们究竟能从这笔交易里得到什么，其实并不清楚。在一个没有市场可供自主的环境里，自主并不能解决厂长们日常的问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一个更深的问题——尽管他不会这样表述——是如何让稳健行动维持得够久，好让任何一种新渠道有时间生长出来。稳健行动的运作方式，是经由一个居中的、多义的经纪人，把相互矛盾的力量撬动到对齐。如科西莫与邓两个个案所示，多义性的维持，靠的是找到回应来自他处之主动的多功能纲领与政策。论手腕，戈尔巴乔夫在玩弄那些可作不同解读的含混措辞与方案上，并非不熟练。但把组织创新推进为系统性发明所必需的那些反馈，就是不在那里。在自由派一侧，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在回应自下而上的主动，不像邓与科西莫；他是在自上而下地、试图人为制造出那种主动，以便绕开家庭圈子。当共产主义系统内部的回应迟迟不来，他便打破越来越多的双重科层壁垒，去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主自催化」，从而摧毁了那个本来存在的「经济自催化」。尤其是，克格勃——它们自己也不是家庭圈子的朋友——在 glasnost 的含义从反腐转向言论自由之后，可以理解地被疏远了。一旦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式的原始支持基础（克格勃加省委书记）转身离他而去，一场政变便不可避免了。

最后一个值得一掂的反事实是：假如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背水一战时，一路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会怎样。那将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放出坦克，而非听任民族分离主义起头。那也将意味着更大规模、更深入、直指共产主义本身的清洗。以自由之名去做这些会是相当的戏法，但斯大林与毛已示范过门道——即宣布现有的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并动员一场年轻人对老一辈的世代之战。苏维埃与成功的市场社会主义——轻工业的扩张——本或许能为青年腾出足够的空间，倘若反对派被更残酷地镇压、或许有克格勃与军方的公开协助的话。邓懂得在改革与镇压之间摆荡；戈尔巴乔夫为何不也扣下扳机？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前文已给：到最后，克格勃与军队不再支持戈尔巴乔夫。但答案的另一部分是：这件事其实确实发生了，只不过是以叶利钦与普京之名、而非以戈尔巴乔夫之名。戈尔巴乔夫铺下了那条间断演化的轨迹，而完成它的，是叶利钦与普京，不是戈尔巴乔夫。

看来很显然，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并无计划，当然没有一个复杂到足以应付他所面对的、动荡的偶然性的计划。先在的双重科层结构塑造了他所拥有的改革选项，但他的改革所释放的政治与经济反馈，把戈尔巴乔夫本人拽下了一条从安德罗波夫到毛的路，使他在任期之末成了一个与任期之初截然不同的领袖。在长期中，关系造就行动者，但这个「长期」实际在时间上短得出奇。

总结与结论Summary and Conclusion

克里姆林宫、中央指令、勃列日涅夫时代、冰封的苔原——这一切合起来，给我们一幅坚固、结构与停滞的图像。但那只是对那些毫无演化史感的观察者与分析者而言。均衡，并不是感知与思考的唯一方式。另一种感知与思考的方式，是着眼于流：资源之流、人之流，看它们如何流动，如何被转化，看它们的自催化如何能够翻转。

在经济生产中，这些个案里观察到产品流的两种自催化样式：一种在重工业与国防那些大型、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之间，另一种在某一地理区域内较小的轻工业企业之间。苏联与中国，两种经济样式叠加、互动，尽管前者在苏联占主导、后者在中国占主导。这些经济内部交错的产品流，远谈不上顺畅：短缺、瓶颈与低效无处不在。但无论何种低效，都很难说哪一种版本的共产主义经济系统不运转、不再生产。除了大跃进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两个突出的例外，它们大体上都实现了其领袖想要它们实现的东西。

但要分析动力，关键不在这些经济本身（sui generis，自成一类），而在这些经济性的产品交换网络，与党干部之间权威、结盟的政治性网络之间的叠合。正是这叠合，结构了反馈与翻转。这一映射并不像「中央各部对应第一种经济样式、党的等级对应第二种」那么简单。双重科层在两国都是奠基性的：苏联经济需要党的中介与突击去疏通中央计划运作中的瓶颈，中国经济也需要各部去把它那细胞状的结构推向工业时代。

斯大林的跨网络翻转是这样运作的：起初，斯大林在他狂野突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动员了省委书记与城市无产者。靠对农民的残酷集体化、靠清洗挡道的技术专家来供资，这场「计划的狂欢」建起了庞大的大规模生产工厂与城市，代价是投入—产出供给的巨大失衡。党拼尽全力去完成不断攀升的指标，可当它们不可避免地完不成时，厂长与地方党官便结成防御性同盟（家庭圈子）去掩盖自己的不足。受战争驱动的斯大林，把工业化中的种种困难解读为「破坏」与「捣乱」所致。他对来自经济的这一反馈作出政治性的回应——在更宏大的规模上重演他清洗与群众动员的发生机制。成千上万的党员，在经济与政治两根支柱上，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屠杀，而这场清洗，是借工厂与工程学校里年轻无产者狂热分子之力、并以之为燃料的。清洗与群众动员所诱发的中央指令创新之催化与锁定，是经由（斯大林那些年轻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人与工程师的）大规模向上社会流动（即「三八年的一代」）来达成的。由此，双重科层两根支柱之间的权力平衡，从党转向了各部，斯大林对重工业与战争的工业化偏好，也制度化进了中央指令各部的组织利益之中。先前好战的共产党，则相应地转为支持性的行政管理者。希特勒是那场终极的自然选择检验，斯大林（勉强）通过了。

布尔什维克党这一组织发明，是列宁（与托洛茨基）、而非斯大林完成的。但斯大林用它建起了他自己那项新的组织发明——中央指令经济，起初骑在党的背上，继而反身回去摧毁、重构列宁所建之物。这是带着杀气的翻转。然而，那些屠杀无论多么揪人，都不应使我们忽略斯大林的恐怖所诱发、所惠及的大批新利益。单凭屠杀并不能创造自催化。改革，哪怕在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里，也必须创造出能把它推行到底的利益与行动者。

毛的跨网络翻转是这样运作的：毛和斯大林一样，也依靠群众动员作为发生机制——在大跃进中只靠它，在文化大革命中靠它加清洗。但毛不像斯大林那样，能成功地经由再生产的生平之新流，去催化、锁定他的组织创造物。他反复做成的，是改变干部网络与经济网络，由此疏导了中国协同演化（包括他自己）的下一阶段。邓小平用稳健行动这一不同的领袖机制，在毛的网络残余之上，经由依附关系造出了准市场。

苏、中两个共产主义个案的差别——解释它们协同演化分流的差别——不在它们所共享的双重科层这一基本章程，而在生长于这副共同章程格架上的网络（正式与非正式的）。作为其反苏口号「政治挂帅」的一部分，毛在大跃进期间（甚至略早）于经济支柱上，把除最大企业之外一切企业的「所有权」下放到省一级的党，使之脱离中央各部的控制。这一分权与赫鲁晓夫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改革如出一辙，而后者在苏联未能存活。¹⁷⁹大跃进是一次（带着农村色彩的）回归——回到强大的中央各部在俄国发展起来之前、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那套党的突击方法。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国共产主义精英在最高层的断裂，从而生出纵向派系：激进的毛对阵实用主义的刘少奇，各自的政治支持都向下深入共产党。而在苏联，非正式网络大多采取了不同的形态——地方性的横向合谋（家庭圈子、宗派），以求自保。这既因为斯大林清洗、屠杀了实用主义者，也因为巨型企业在苏联提供了更多的经济节点，供这类非正式保护网络去聚附。那些巨型企业，正需要非正式的合谋才能弄到供给。

毛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与斯大林大清洗的第二阶段有相似之处，但组织结果恰恰在这里大相径庭。毛再一次大体上¹⁸⁰照着斯大林的剧本走：他迟来地清洗了实用主义的对手，群众动员狂热的红色青年去检举、羞辱他们的长辈，从而摧毁了作为他自己权力基础的党机器。因此，斯大林的「成功」与毛在更长时段上的「失败」，并非源于他们领导风格上任何深层的差别，而是源于他们各自对象中不同的组织反馈结构。斯大林狂热的青年，把长辈检举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后者杀掉了他们。但毛狂热的青年，并没有把被检举的长辈交给毛的人民解放军去处理；相反，他们事事亲自上手。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以一种毛的人民解放军所没有的方式，把群众动员的反馈回路闭合回了他自己身上。

西方人自我中心地喜欢认为，邓与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开创私人市场，是因为他们顿悟了、看清了我们这套做法目的论上的优越。一个能解释其经济改革更多细节的替代假说是：他们是共产党人，在用共产主义的方式、用从路径依赖的过去所继承来的选项、策略与网络，努力巩固自己的权力。

邓改革联盟的所有组件，都是毛建造的。邓是长征一代的一员。邓的权力基础是毛的人民解放军——在毛清洗了林彪最红的支持者之后。「向外省示好」是一条久已确立的通往共产主义领袖之位的路，斯大林生涯早期、赫鲁晓夫、甚至大跃进时期的毛都走过。纵向派系是毛经由其大跃进的失败而非本意地造出来的。邓在毛试图借红卫兵杀掉刘少奇实用主义派系之后，把它复活了。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也是在大跃进饥荒的残余里冒出来的。事实上，所有零件都已就位——除了军队和毛本人——只待大跃进之后来一场经济转型。正是毛对这一非常真实之危险的察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把这场经济转型变得多少算是共识性的，竟需要一场内战。

尽管有这一切残余，邓那稳健行动式的领导风格，把这些组件导入了互补。不取斯大林或毛那种咄咄逼人的魅力型、蛊惑型风格，邓是一座斯芬克斯，像科西莫·美第奇，在政策上、在职位上、在利益上都含混不清，坐在幕后（也在幕上），像法官一样裁断纷争。在政策上他摆荡：这一刻看着像个自由派改革者，下一刻像个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者，再下一刻像个保守的纪律整顿者，但其实哪一张面孔他都不全心投入。

顶端的这种含混，使下面的干部也获得了正当性去变得含混——一半是共产主义的党人，一半是自由市场的人。邓治下的共产党人，无须私有财产、甚至无须拒斥共产主义，就能变得企业家化。他们动用既有的、早已适配于突击的依附主义网络，在他们自己所控制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国营企业内部变得企业家化。¹⁸¹这样一来，中国的共产党干部网络向外长进社会、去在那里中介关系，而非像苏联式的行政官职名录那样向内长。这当然正是毛想要的，尽管毛的目的是意识形态灌输、而非赚钱。如今「共产党人」在「资本家」之间中介关系——可说到底，这与那又还有什么区别？后毛时代中国的市场，是共产党干部突击的货币化，在层级上仍被接线进国家之中。

戈尔巴乔夫想做邓所成就的事，即建起社会主义市场以强化共产主义。但随着他改革进程的展开，他转而行事越来越像斯大林和毛，把民主当作他清洗与群众动员的器械。向这最后一招的升级是一步步的，尽管来得很快。面对一道密密匝匝、令他迟钝的工厂企业窒息的家庭圈子方阵，戈尔巴乔夫先经由安德罗波夫式的纪律去攻击它们，再经由柯西金与卡达尔式的企业自主，再经由新经济政策式的自由化，最后才经由政治民主。perestroika 与 glasnost 这两个不断重申、却含混的词，多少掩盖了这些进路上的戏剧性切换。是什么驱使戈尔巴乔夫从邓演变成毛？他始终未能发展出一个对他效忠的个人派系，去切穿党在每一层级展开的、无尽的横向消极抵抗。由于他没有可向上层之外延伸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杠杆，戈尔巴乔夫被困在从他安全、却日益孤立的克里姆林宫里发射正式的霹雳。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对清洗了如指掌。他是克里姆林宫权谋与霸凌的大师，清洗起来确实比斯大林以来任何苏联领袖都更咄咄逼人。但他最热切想要的经济改革对象，是国营企业的厂长。事实上，双重科层之内没有任何对象起身去善意回应他充满激情的经济改革恳求。反馈在双重科层之外，而不在其内。

面对不肯配合，双重科层系统呈给他的，是本章开头所论的那有限的几种对象选项。各部是敌人。戈尔巴乔夫试图唤起企业厂长，却失败了。邓式的、对省委书记的依附动员起初看着有指望，因为那本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权力基础；但他们嵌在家庭圈子与宗派之中，实则正是其原动力。他们会为戈尔巴乔夫做很多事——除了解散他们自己。戈尔巴乔夫不像邓那样，前面有一个毛替他把系统打成一棵棵平行的纵向派系之树。这就只剩下核选项了：动员狂热而满怀希望的青年去对付他们的长辈。

这一招其实成功得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想象，城市青年与少数民族青年都起身、以民族主义的姿态从苏联中分离出去，尤其在善于钻营的省委书记（如叶利钦）换上别的党帽、跳船加入他们之后。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对东欧、不对自己的人民动用军队，使他无力抵抗这一意料之外的发展。与毛所遇到的困难相似，戈尔巴乔夫核选项的问题，不在群众动员摧毁家庭圈子的威力，而在缺乏一种把这场动员疏导回他自己身上的、足够的组织反馈。戈尔巴乔夫那个新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机关构想，还不够好。系统把他推向模仿斯大林，却没给他成功所需的工具（或人格）。

国家与市场的协同演化，不仅需要把生产之流自催化为再生产的经济，也不仅需要把人之流自催化为再生产的生平，还需要产品之流与人之流之间正反馈的交错嵌插。生产之流，必须构造出那些「想去造出这些生产之流」的人。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无论在共产主义还是非共产主义中，都需要新行动者与新利益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把改革推行到「系统翻转」式的发明。本章所考察的所有共产主义领袖，都创造了组织创新。但只有斯大林与邓，成功地催化出了转化共产主义本身的新生平系统。生平反馈把领袖也包括在内。在他们一生的时间框架上看，斯大林、邓、以及所有共产主义领袖，都内生地是他们所拨弄的那些生平系统的一部分。斯大林从列宁所造之物中涌现，邓从毛所造之物中涌现。共产主义的双重科层，造就了那些改变它们的领袖。

本章一直是本书那条总座右铭的共产主义例证：「短期之内，行动者创造关系；长期之中，关系创造行动者。」我主张，哪怕像这般笼统的座右铭，也有切实的演化含义。社会的协同演化史，不是朝着某个虚妄之最优的目的论行军。它毋宁是一系列分叉的轨迹，其中只有有限的一组可及的未来，含在当下这片多重网络的格局之内。而这片格局，反过来又是它自身历史的选择性学习与记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原书章末参考文献（原书第 312–315 页）照录如下，保留英文原貌，以便检索原始文献。正文与各注中的「作者—年份」引证均可循此查得。条目前的「———.」表示与上一条同一作者。